在农村，站在自己的画作面前

2000年和女儿

陈丹青 特立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

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到了江西宁都插队。从1968年开始，陈丹青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1980年，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近年来以发表意见而成为国内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2009年，出版杂文集《荒废集》，自由谈”话题涉及死亡、救灾，还有一篇回顾上世纪70年代的长篇随笔，重现特殊年代中几代人被荒废的命运。他可谓是一个敢想敢说的男人，一个著名的画家，一个教育的叛逆者。

陈丹青之坐而论道——

爱说话、能说话，到处说话

“第一，我知道说话一点用都没有；所以，第二，我保持说话，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点权利。”

自2000年回国以来，陈丹青以各种形式持续批评“艺术教育之弊”，之外，还就公共事务的诸多领域“说三道四”，譬如:

城市建筑——北京拆胡同是文化自杀，上海一城九镇是没有性格的怪物；北京的城建思路是帝都思想作祟，上海的欧风美雨是自我殖民；九州大地的城市建设不是五花八门的“建筑景观”，而是招数百出的“行政景观”——行政官与开发商串通，权与利合谋；……

媒体文化——曝光好，曝光有助于人们接近社会与人性的真实，消除神话——虽然“媒体”、“大众”这两回事大致亦属“神话”，在中国尤其是……

甚至“批评”本身——真的批评总是不满的，怀疑的，不合作的；当批评与权力合一，批评势必成为装饰；诸位批评家要好好批评、痛快批评，不要自我批评；……

词语也玑珠、话锋也讥诮、立场也独醒、表情也恳切。陈丹青自比“苍蝇嗡嗡叫”，“说话有快感，让我说就好了”——校内校外、台上台下、登报上电视出书。地产公司邀请，去；女性杂志问，答。

为何这样抛头露面？“我在媒体最发达的国家待了那么多年，媒体是空气的一部分。回国发现上媒体仍算一件事，议论、讥嘲、不屑。其实媒体找你，媒体不找你，不算一回事。别把自己看成什么角色，非要怎样，非要不怎样……论角色，我从没忘记自己一直他妈就是个老知青”。

“本质上一直就是个知青”的陈丹青在“事实上”是知青的时候，就非常地“爱辩论”，食堂里、食堂出来的路上，头天晚上不见分晓、第二天接着面红而耳赤……“像个傻逼一样”咬文嚼字、“没有必要地较真”——

“美是有客观标准的”——错！譬如晚霞，只是大气层和日光照耀的化学效果，是人类自作多情，发生感动，又写诗，又画画，弄成所谓“美”……

而如今，写文章，针对一个问题，虽然继续咄咄逼人，继续让人强烈地感觉到“呱呱呱”；陈丹青自认为已经收敛了许多，还会考虑到“周全”:他会把第一遍意气之作放一放，然后再改再修——“‘所有人’，如何如何，我不能说‘所有人’，我怎么能知道‘所有人’？”

“40岁之后吧，也不那么愿意和人辩论了:当发现有了争辩的意思的时候，我就趋向沉默了。”

陈丹青之“起而行”——

不起、不行、不请愿、不结盟

“在许多领域，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起而行的时代——对我，起而行的前提是，权利对等。”

辞职，按陈丹青说法，是他“惟一能‘起而行’的事”，因为其他事情“早在表格上被规定好了”。

在其一直关注并发言的领域，比如保护胡同，陈丹青不曾属于任何组织、参与任何签名呼吁活动，更不曾拦截推土机。对此，陈丹青有一套“不作为”理论:“我从不做那样的事。我是从‘文革’过来的人，对群众举动我会警惕。萨特写道:‘革命就是在大街上叫喊。’有些事，有些时刻，需要群体和行动，但我期待‘个人’，看重个人的品质，自己判断，自己说话，自己负责。鲁迅先生不主张请愿，是大实话。我在乎单独的状态，在乎言论。一切起于言论。如果哪一天我去做什么，前提是权利对等。”

“一个大致正常的社会，如果出现一个阴谋，人欺负人，你关切，站出来声援、介入、制止，那可能是道德的，而且可能奏效。可是一个大规模不公正的社会，在每个环节上不公正，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你的反应会很困难:介入？不介入？说话？还是沉默？”

悲观至此，时以“愤青”自称的陈丹青甚至否认了“愤怒”本身。

“愤怒还算奢侈的——你愤怒，说明愤怒之后还会发生别的事情，你或许还能做些什么——更糟糕的状态是普遍的怨气、沮丧，无话可说，面无表情，但你面对的明明是一件令人愤怒，令人发指的事——譬如两课考试。”

当然，聪明剔透如丹青先生，总会峰回路转——在转来绕去的内心世界，结构他的君子处世之道——然后，再自嘲掉。

“当然很多人在行动了，他们很勇敢、很好……我也很佩服做实事、主持社会公益的人——虽然我有我自私的理由:我要守住，我是个画画的，我在抖，但是我平静，不要冲动，冲动是没用的——但仍然会谴责自己:怎么我也变成这样了？所以大家都这样，所以——所谓的无奈吧。”

为何这样自嘲？“为什么不自嘲？——自嘲是有快感的。我看到很多人，真的很好，但常有一点遗憾，就是，他们再有点自嘲就好了。”

陈丹青之“个人立场”——不主义、不“正确”、完全的个人

陈丹青的名声大噪，与他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异议”、“不满”是连在一起的。批评——“辛辣的”、“尖锐的”、“痛快的”、类似的形容词，再加上陈经常提及的“鲁迅”名号，其名声实因“辞清华事件”日日看涨。可就在这当儿，陈丹青，皱着眉头，“竟然”矢口否认——

“我其实非常讨厌鲜明的立场，非常害怕一个人有非常鲜明的立场，害怕单一思维的，同时又很正直、很老实的人——你可能在很多立场上看到我，但我又走掉了。‘真实’没有立场，是人给出立场，然后真实就变形。”

不左也不右。左吧，新左派的对“文革”对美国的看法“坚决不能同意”；右吧，“站在弱者一边，不与强权合作”这一点又是“坚决地不能妥协的”。

或者是既左又右？陈丹青，至今仍没有语言洁癖的陈丹青教授，一路都留有赤诚的脚印: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冬天，每天一大早骑车去看大字报；与“介于流氓和社会青年之间的”“星星画派”勾肩搭背喝酒听录音机骂人谈艺术；……但是，欣赏并自称“一直站在左翼的、激进的、不安的、冒险的现代艺术一边”的陈丹青，又怀疑——

“我从小右翼，不知为什么。刘索拉喜欢摇滚乐，早期的陈凯歌喜欢实验电影，谭盾喜欢摩登音乐，我的许多同行都喜欢现代艺术，努力进入那个系统，我在大立场上和他们不一样。”

有偏激激进一面，有惰性怀旧一面。认定自己“什么主义者也不是”，陈丹青最怕的其实是“正确”。

他说:“我知道我的画、我自己，都毫无价值，但我讨厌一群人脸上那种集体势力的表情。这表情只有一句话:你是错的！我们是对的！”

这“集体势利的表情”，陈丹青“从小学起”就敏锐地感觉到了，“一天到晚如此，你身边总有这样的人——你往他前面一站，你还没开口，就知道自己错了。”江西插队、北京美院读书，总有人对陈丹青语重心长——“丹青啊，你的画画得还不错，但这个问题你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好……甚至到了美国，一切也仿佛在告诉你，艺术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所以我本能地不去凑前卫艺术的热闹——前卫艺术是什么，不就是政治正确吗？我不愿意正确——当年画西藏组画，就是不想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