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饰下，日本一直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到了1940年代，日本近卫内阁推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时，也十分强调自己 “布皇道于世界”的“皇道使命”，“皇国的国策以确立世界和平为其根本，首先建成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即伪满洲国）、支（即支那，日本对中国的蔑称）紧密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

只有少数的思想者保持了清醒和冷静。

那位认为中日战争体现了“进步主义”的内村锏三，在战争刚结束时的日本举国狂欢中，就对“讨灭中国”进行反省，认为东方和平的前提，不是“中国的灭亡”，而是中国的“觉醒”和真正的“勃兴”，“我们的思想是为亚洲的独立和文明开化做出贡献。”（《日清战争的目的是什么》，1894年）

他呼吁日本要保持战争之初的“义战”性质:“战争结束了，我国处于战胜国的地位，却置举足轻重的邻邦的独立而不顾，而以新领土的开发、新市场的扩张来转移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并且贪得无厌地汲汲于获取战胜国的利益……日本国民如果真的是仁义之民，为什么不尊重同胞中国人的名誉呢？为什么不致力于邻邦朝鲜的因势利导呢？我辈愁叹我国民无真面目，他们不信义却满口讲义。”（《对时事的观察》1896年）。据说，此文一出轰动全日本，刊登此文的《国民之友》当期脱销。

内村认为，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也不能失去正义，要永远以正义为目标。他认为公的政治世界应该服从私的道德规律（《世界之日本》，1896年）。而在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日本国家的伪善，和成为战胜国后日本道德的腐败，令他最终成为反战者，认为“以恶的手段不能达到善的目的；以杀人来谋求东方的永久和平可谓荒谬绝伦。和平绝不是、绝不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和平只有通过废除战争来实现。放下武器，是和平的开始。” （《圣书的研究》，1900年）。

正如不少研究者所说的，日本无论是军国主义思想、武士道精神还是内政外交，都具有相当多的内在冲突和复杂性。数代日本知识分子，都呈现出典型的人格断裂，其人格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有不同的变换，而这种人格的转换过程也反映出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当我在读书过程中，看到那位“皈依于实力之福音”的“豪杰君”德富苏峰，曾经写下“没有‘居住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的精彩论断，我也只有掩卷太息。

而值得我们中国人警惕的是，即使在日本已经用半个世纪反思昭和时期的军国主义毒害，即使日本多少也认同了对这种军国主义的声讨，无论日本思想界还是政界，都还坚信1931年“满洲事变”（即918事变）之前的日本对外政策伟大、光荣、正确，所谓“昭和(特别是前半期)是悲惨污辱的时代”，而“明治是荣光的时代”。

日本有学者就担心，在这样的想法下，很难阻止另一场“疯狂”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