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日军在广东登陆，危机进一步加剧，蒋介石记载在武汉东湖散步时的感想: 江山依然，风景如古，战况国情凄怆万千，深信上帝必佑我中华，转危为安也。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6日。又于11月中旬，保卫长沙的中国军队因判断失误，火烧闹市区，造成了烧死万余人的惨案。蒋介石担心这件事不但在军事上甚至可能在政治上也会造成巨大影响，他在日记中记道: 希望增加信仰上的力量，从而增强对信仰的希望。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16、18日。在12月1日的日记里他记道: 上帝微妙作用即能发现于极危极迫之最后时间所为转危为安者，亦在于此最后之一时间也能显现神妙之作用也 。

另外，蒋介石也认为这种民族危机是由于自己的罪恶引起的，因而表现出忏悔的态度。1938年12月12日的日记云: 惟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罪恶，而余国之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蒋介石的这种悔过之情，当然是由于基督教的出发点即原罪意识，从而体现出认证自己罪恶的一般基督教徒的立场。也就是说，蒋介石在这一民族危机中，请求过上帝的保护，通过这种请求，希望使民族得救。这种宗教性的期待越是在战况险恶的时候，现实情境越是希望渺茫的时候，体现得越是殷切。进而可以看到，这种宗教性的希望发展到了把民族的危机归咎于自己的罪恶的这般宗教性的忏悔。

蒋介石的这种祈求上帝帮助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并通过这种祈求来寻找希望的态度，在抗战结束前后仍然可以看到。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的1945年8月13日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了最近战争形势的好转全都是因为上帝恩惠，并对此表示感激的内容。同年10月末，记下了战争胜利后，自己的信仰和体力倍增，这都是因为上帝的恩惠的字句。特别是10月末这天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梦见宋美龄失足坠于河泥之中，自己跳入河中扶其起立，醒后又继续入睡，梦见一轮明月的故事。蒋介石说这与前一年其生日前一天梦见的圆月相同，认为这是上帝预示将赋予自己光明前途的征兆。这一天阳历是蒋介石的生日。

蒋介石对于民族安危的这种祈愿，从另一个方面看，是强调了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之一，即 牺牲自己 的思想。例如，1937年4月14日的日记中记有 具有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按自己的信仰，为人类而牺牲自己，奉献服务，这才是人生唯一的希望和最高的荣耀 的内容。1937年5月11日的日记里有 为了得到真正的快乐，要为人类牺牲自己的一切，不应害怕背负十字架 等字句。他如此强调牺牲精神，很自然地联系到发扬革命精神上，因此他主张 我以为今日基督教徒不仅要信奉基督教的博爱教义，而且更要发扬基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我们整个的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 。《民国三十三年耶稣圣诞节告全国教会书》，《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第54~56页。

蒋介石在希望民族得救的同时，又往往把对中国的民族弱点的批判及其改造与之联系起来。1937年5月27日的日记里，他认为，中国民族目前所最急需的是劳动、服务、纪律、彻底的团结、整洁和简朴、虚心和虔敬，并认为其中最为紧要的是牺牲的劳动和彻底的纪律。

众所周知，蒋介石对中国民族的弱点的批判和改造的主张，与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一脉相承，反映了他关于国民是需要改造的认识。不过，不同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他更多地侧重于礼、义、廉、耻等儒教伦理，而国民弱点的改造则更强调类似于牺牲等基督教的思想。从蒋介石的立场来看，儒教和基督教是中国所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思想。蒋介石所言 对于中华民族，孔子的地位是伦理思想的正宗，是政治哲学的鼻祖，而与之相反，宗教，即耶苏的服务和牺牲的精神则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教条 ，《蒋介石日记》，1937年4月18日。这句话充分反映了蒋的这种观点。

就是这样，蒋介石在中日战争这一民族危机中，为了民族的得救祈求上帝的帮助和保护，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罪恶导致民族危机的宗教性的忏悔。之后，他又把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家为革命牺牲的精神一体化，从而强调自己作为政治指导者乃至革命家的牺牲精神，进而主张以这种基督教的思想来改造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观点。

综上所述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蒋介石是以与宋美龄的被称为政治性婚姻为契机而接触到基督教。具体说来，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为本人的信仰，其结婚前后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劝告是最初契机，但是在此基础上，结婚后宋美龄对蒋的积极而强大的影响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这种影响的基础则应该是蒋对夫人宋美龄的依赖和完全的信任。另外蒋介石入教最直接的原因是对其岳母的孝顺。从这一点看，其入教同时反映了他本人的儒教态度和皈依基督教的双重性。最后，在开封附近的战事中祈祷得到应验的经验，也对其入教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蒋介石正式体验基督教信仰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的20余日间，即在西安被监禁的日子开始的。在当时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在生死攸关的危机状态下，心里默想着耶稣的牺牲和所受到的凌辱，克服着自身困境的内容，并把宋美龄来西安相救一事与读到的圣经章节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蒋介石通过西安事变，开始正式地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帮助。后来，到了1938年前后，蒋介石开始进行了以读经和祷告为中心的规则性的宗教生活。经过这种宗教修养，到1940年代，他已具备了相当高的宗教修养水平，以至于能够帮助进行圣经翻译的修订工作了。

蒋介石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宗教的目标不仅在于追求个人的得救和修养，而且在于寻求民族的得救。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处于亡国的危机之中。蒋介石的祷告主要集中于对中华民族得救的问题上。随着战争的连连失败，中国的未来变得越发不明朗，蒋就越发依赖于上帝的帮助，恳切祈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同时，蒋在日记中还写到是自身的罪恶导致了民族的苦难，并为之忏悔。蒋这种对民族得救的祷告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以后。不仅如此，蒋还通过强调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强调作为领导人不惜牺牲自我的态度和革命家的牺牲精神，同时主张以牺牲、服务、团结等基督教思想为基础，来改造中华民族。因此，对于政治家蒋介石来说，不但在其个人得救和修养方面，同时也在拯救和改造中华民族方面，基督教都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作为政治领导人乃至政治家，蒋介石的行为如何具体表现出基督徒的信仰和修养，这是我们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例如，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1937年3月末，在耶稣受难节发表的证道词中，蒋介石在介绍事变情况时，提到对以张学良为代表的 叛乱者 的事后处理意见时说: 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 《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第52页。在此蒋介石引用的是《马太福音(Matthew)》第18章第22节内容。但是对事变的处理和对张学良的惩罚，是不是出于基督教精神，或者说蒋介石是否是根据基督的教义来决定自己的政治行为，这一点就不那么容易说明了。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基督教这一宗教信仰和教诲，无论对蒋介石个人来说，还是对政治家蒋介石的思想和行动来说，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也是以后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