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众所周知，日记能最好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在人物研究中日记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言了。最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公开了蒋介石日记，据此能够相当程度地探视到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从而引起众多人注目。当然，对蒋介石在日记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记录自己的内心世界会有一定的争议，但其日记中记录了大量不宜公开的日常生活内容。仅从这一点看，这些日记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蒋介石的内心世界，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读解》，香港三联书店，2008，前言。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关宗教信仰的问题是属于最为基本的部分。对于个人来说，作为存在的根本的生命和死亡的问题，以及包括精神领域的对灵魂安息的希望等，这些与伦理生活的准则一起，构成人生所必需的成分。如果就1930年以后的时期而言，基督教可以说是构成蒋介石内心世界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众所周知，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是其成为基督教徒的契机，之后，基督教成了构成蒋介石内心世界的重要因素。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蒋介石与基督教在以前的研究中，有关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的讨论不多。而且，一些相关研究也集中于政治性的解释，中国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是为了接近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与亲美派代表宋氏家族联姻的，并因此接受了基督教。参照张庆军、孟国祥《蒋介石与基督教》，《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令人遗憾。从政治家的角度去理解蒋介石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单纯地认为他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而选择了基督教的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除非首先假设宗教信仰的出发点与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无关。

本文从这种观点出发，首先利用蒋介石的日记，考察蒋是如何接受基督教的，以及之后基督教对其内心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宗教信仰在其日常生活中如何体现等问题。这种工作可以考察作为凡人的蒋介石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是理解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所必需的基础性工作，同时通过其宗教生活，反映其内心世界，从而具有相当的意义。

蒋介石与基督教接触的契机是与宋美龄的结婚。按照蒋介石的话，他最初与宋美龄相见是1922年在广州孙中山的家里，之后有数次书信来往，最后于1927年8月宋美龄接受了自己的求婚。另外1927年9月中旬，通过宋美龄的姐姐宋霭龄，他们的结婚计划第一次公布于众，同年10月初，他去日本神户附近的有马温泉，见到在那里疗养的宋的母亲倪桂珍并得到了许婚。《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3日；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158~160页。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不再注明。作为许婚的条件，倪桂珍要求蒋介石接受基督教，蒋介石答应首先研读一下圣经和教义书。后来他遵守诺言，接受了基督教。宋美龄:《我的宗教观》，《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第142页。

但是宋母倪桂珍作为许婚条件，要求蒋介石接受基督教的事实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没能得到确认。另外，在有马温泉蒋介石拜见倪桂珍时，宋美龄并未同席，因此把接受基督教作为许婚条件是宋美龄的主张，这种说法也可能是后日的解释。

但是在他们结婚后不久的1928年1月的日记中，数次记有蒋介石阅读了教义书《信仰之意义》的事实。《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6、7、10、11、13日。《信仰之意义》是英国人佛斯蒂克(H E Fosdick)所著的基督教说明书，1921年上海青年协会翻译出版。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宗教)》，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162页。1929年12月的日记中也有数次阅读圣经的记录，特别是12月25日和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得到来自岳母倪桂珍的基督教教义的内容。另外1930年2月，其岳母和夫人宋美龄邀请上海慕尔堂的江长川牧师来南京，江长川牧师作为卫理公会南方教区执事，是慕尔堂视务牧师。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227~228页。并劝蒋介石接受其洗礼。最初江牧师劝其先入教，再慢慢领悟教义。但是蒋介石却说首先要明确教义，然后才会接受洗礼，并要求给予三个月的时间来研究教义。《蒋介石日记》，1930年2月21日。那之后可以确认蒋已履约，对圣经和教义进行了研究，即在其8、9月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其通读了《新约全书》。《蒋介石日记》，1930年8月15日、9月4日。从这种角度来看，虽然宋母倪桂珍提出的接受基督教作为许婚条件的事实不十分确定，但在结婚前后，倪桂珍有过劝其入教的事实，蒋介石也可能开始学习初步的教理或圣经了。因此，也可以明确地认为蒋介石之接受基督教是自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劝告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