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宋美龄对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蒋日记中不难找出，宋美龄从结婚之后就开始对蒋介石起到何等深刻影响的内容。比如蒋介石新婚后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与宋两地分居。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此非常心痛，《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13日，2月19日，4月1、9日，6月19日；1929年1月28日，2月6日，等等。思之心切。特别是为宋的身体健康劳心焦虑。《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8日、4月25日、5月9日、8月4日，等等。另外日记多处记有蒋介石对宋美龄优秀人品的感叹，以及虽然是宋美龄轻微的指责，蒋对不能改变自己急躁易怒的脾性而深深自责的内容。《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2、14日，2月5日，3月29日，4月23日，6月7、8日，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美龄既爱慕又尊敬，并通过对其依赖寻求心理安定的情形。

当然对妻子的这种爱恋和尊敬在夫妻之间并非鲜见，因此人们也可能会认为这并不特别值得一提。但是众所熟知，与宋美龄结婚前，蒋介石已有两次以上事实上的婚姻。蒋介石的婚礼日期发表之后，1927年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刊登蒋介石与原配毛氏(福梅)正式离婚启事，与其他二氏（姚冶诚、陈洁如)原本即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从原配毛福梅和其他配偶那里，很难发现他对宋美龄的那种爱慕、尊敬和和睦等态度。因此虽然有人认为这一婚姻具有政治目的，但从蒋介石个人的角度来说，通过与宋美龄的结婚，他获得了可依赖的良妻和可以安息的家庭，从而通过婚姻生活获取新生的活力。从这一点来看，从结婚开始，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力比任何人都大也就毫无疑问了。

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爱情和信赖之深切，从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写给经国、纬国二子的遗书中也可以得到确认。在遗书中，蒋介石叮嘱道: 我一生唯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即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唯一之母，我死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 这一遗嘱实际写于1936年12月20日。《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3日。另外，在1938年8月的日记里可以读到，蒋介石虽然在政府内拥有无数的文武官僚，但除了妻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的内容。《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3日。宋美龄在后来曾回顾说，在结婚前后，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够笃诚，未能对蒋介石起到深刻的宗教上的作用，而对蒋介石的宗教观念影响至深的人是自己的母亲。宋美龄:《我的宗教观》，第142~143页。虽然如此，如前所述，考虑到宋美龄对蒋介石起着决定性影响这一点，宋本人对蒋介石入教的作用之大不言自明。

蒋介石结婚后，其岳母和夫人宋美龄就不停地劝其入教。他正式接受基督教洗礼是1930年10月下旬的事。当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看到岳母倪桂珍病情严重，感动于岳母对女婿的担心就如同母亲对儿子的担心，又想到自己的母亲虽然去世，但应该祈祷岳母长寿，所以答应实现岳母的愿望，以使其安心，早日康复，从而决定接受洗礼。《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23日。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入教是出于儒教性质的对岳母的孝顺。因此他的入教行动可以说是含有儒教态度和归依基督教的双重意义。他在接受洗礼的第二天日记中写道: (三民)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基督教)教义乃为余精神唯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也。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24日。因此可以看出，他接受洗礼和入教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前面所提到的给蒋介石洗礼的江牧师曾说，1928年或1929年蒋介石接受基督教的契机，是在开封附近的军事作战中被军阀军队包围，蒋介石向上帝祈祷后战势得到逆转。祈祷的第二天，下了一场不期而降的大雪，敌军无法行动。就在这时南京的援军到来，战势突然逆转。蒋介石把这归功于上帝的帮助。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第119~120页。这一故事所说的可能是指1929年11月初，与冯玉祥的军队作战时，蒋介石去开封附近的禹县督战的事情。《蒋介石年谱》，第180页。此事在其日记中并没有记录，因此这种祈祷应验的经验促使其接受基督教的说法到底有多大可信度很难得知。但是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他接受基督教，是在其岳母积极劝告的基础上，加上一部分本人亲身的宗教体验的结果。

正如蒋介石自己所承认的，他确切地得到宗教的体验，并明确信仰基督教，是通过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才开始的。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被禁锢于西安的蒋介石，遇到了直接威胁生命的危机，因而心绪极度不安。当时，蒋介石一直想着耶稣在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进行的最后的祈祷，及其在法庭所受到的凌辱，蒋是借此而挺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