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1959年建国、1965年独立以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400美元上升至3万多美元。其奇迹般的经济成就一直为经济学界所关注。那么，这种经济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

从纯粹经济方面来看，新加坡的发展依赖的是开放的市场和有力的人力资源战略。就前者而言，新加坡在建国之初，以自身环境条件为基础，60年代以港口、化工等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备基础设施，以电子、金融和旅游业完成了经济起飞；90年代发展房地产遭遇挫折后，迅速以IT产业赶上历史潮流。很明显，新加坡是秉承开放的原则建立资本市场的。一方面利用外部资金的流动弥补本国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其税收为公共财政提供了税源，也为制造业建立了融资平台。

在人力资源方面，新加坡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在国内实行义务教育为主导和职业技术教育为辅助的普通劳动者的培养体制；另一方面大量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到新加坡工作，甚至不惜代价帮助年轻人进入新加坡接受教育。

新加坡也采取了十分开放的人口政策，以世界上最优厚的待遇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同时，保证自由的出入，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这就解决了高层管理人员匮乏的困境，也保证了国家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和均衡的成长。新加坡在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国有企业管理层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有效的招聘制度，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模式，完备的监管体制，良好的生活条件与收入，都是一流企业管理人才进入和长期为新加坡国有企业服务的基本保证。所以，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效率是其他国家国有企业难以比拟的，甚至在许多领域与私营企业竞争也不落下风。

然而，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新加坡政府清楚地看出，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的市场风险，特别是金融市场及其关联市场，如房地产依然隐藏着潜在危机。为此，新加坡开始全面的产业转型，很快实现了从制造者服务业向智能型服务业的有效转化，实现了新增长模型所描述的景象:依靠可积累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要素为主导的产业模式，走上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道路。

然而，正如罗伯特·巴罗指出的那样，仅仅用传统的要素解释经济增长之谜，其解释的程度不会超过50%。更值得重视的是，政治制度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作用。简言之，近似专制的政治体制、家族式的国家管理模式与经济上的高度自由化、国际化所构成的长期稳定的社会模式是保持新加坡经济增长的本质原因。这里涉及两个关系，一个是专制与效率，另一个是专制与腐败。

就专制与效率而论，一般人认为，专制的社会体制不会使经济高速发展。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从远一点说，中国曾经经历了两千年的专制社会，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近一点说，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至今保持着君主立宪的制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世界经济中保持领先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专制的政治体制降低了民众享有民主的权利，但是，同时也减少了实现民主本身所需要的社会成本，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实现民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特别是对新加坡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国家的稳定比政治上的民主更重要。

因为国内一旦发生动荡，资源的匮乏使其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必将短期内将国家置于灭顶之灾之中。如果马来西亚不向新加坡供应淡水，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将新加坡变成“焦渴”的城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人十分明白发生社会动荡的后果。

政治上的专制也许就是换取经济上稳定的成本。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保证政治上专制的前提。政治上的专制不可能不引发社会的不满，为了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新加坡建立了普惠的社会保障体制，使每一个公民享有尽可能高的社会保障。

也就是说，强势政府在剥夺民众民主权利的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保障，这就消除了民众希望通过政治斗争谋取更大经济利益的潜在条件。可以说，新加坡建立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维护民众基本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制度是维持其政治上专制的必要条件。

就专制与腐败的关系而言，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过，这一点在新加坡也有例外。新加坡政府十分清楚，要保障上述福利制度的实现，必须建立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而这一方面新加坡又是全世界的典范。

以高薪养廉为基调的公务员体制，使得违规成本巨大，而法规的高度透明使其难有寻租的空间。同时，要素市场的高度开放使每个公务员面临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必须勤勉工作，不断学习，才能保障自己不被世界各地的优秀竞争者所替代。

当然，开放的社会环境，也给了许多选择政治民主而愿意放弃新加坡优裕生活条件的精英离开新加坡的自由。这一点也许就是新加坡始终保持活力的重要要素。更有意思的是，尽管新加坡表现为“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但她以“精英治国”为基本准则，无论是大型国企“淡马锡”的高管还是国立新加坡大学的教授，都以全球人力资源作为自己的考虑范畴。

这种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与开放的社会环境相结合，保证了管理层本身具有高度的国际化眼光和能力，也促进了人才之间的竞争，使得真正有能力的“精英”构成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新加坡留学英美的青年才俊学成回国，已经逐步成长为支撑新加坡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

跳出新古典理论的框框，在一个更加广义的经济增长空间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上的专制、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与开放的经济环境相结合，加上以儒家文化的价值理念为基础，以吸引精英治理为手段，也许就构成了新加坡经济增长之谜的谜底。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新加坡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威权国家”，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政经分离的情况下，这个威权国家的经济却发展得相当不错，其原因大致有这么几点:首先，新加坡较好地保障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政府经济管制的领域在独立之初就不算多，后来又不断放开，并且统治者有意识地防止政府对经济尤其是对企业微观活动的过度的、尤其是非法的干预。

其次，新加坡是一个实行严刑峻法的国家，这对经济的意义在于，法律严格划定了政府的行为规范，致使官员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去侵扰公民经济权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以理论术语来说，在整个社会中建立了一个良好的“预期系统”，有利于公民安心于各项治富的事业。

再次，新加坡是个小国寡民的社会，因此在独立之初，社会财富分布就呈现很典型的均质化特征，从而使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不至过于复杂，这就使国家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很有利的起点，有利于以后各项政策的推行——这样一些政策，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利益集团关系极端复杂的中国和美国可能都会显得十分理想化，而在新加坡却能迅速落到现实。

一个政治上专制而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而言，新加坡应该是最恰当的例子。然而，这终究不过是戴着镣铐在舞蹈，跳得再好，也毕竟是例外——而且，我们可以相信:如果除掉镣铐的话，它会跳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