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学术界多注意于政治、主权、赔款等方面，于经济方面注意较少。其实，西方经济的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巨，只是因为中国经济体过于庞大，以及中国对西方的企图存有戒心，因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有一个过程。比如，英国的银行业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时间就比较晚。英国的海外银行业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为伦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国际银行联系网，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渗入中国。这种状况在此后20年都没有完全改变。然而，自从产业革命以来，欧洲经济的变革和巨大的市场推动力不断叩敲着自给自足的中国紧闭着的大门，对于西方的影响中国不可能长期加以抵拒。而这种影响一旦产生，全球性关联就势在必然。1853年后，多家大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当然，在中国从事汇兑业务的大多是英印银行，因为中国和印度间的贸易额巨大，这使银行无法弥补印度对伦敦直接开出的汇票。因此其具体做法便是:“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将对英国本行开发的汇票售卖给中国的鸦片进口商，用这笔收入购买英镑汇票，然后将汇票寄往伦敦，用以弥补印度本行的英镑提款。”银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中枢，对于中国传统市场和商业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愈到后来这种影响就愈深刻。

可无论清政府怎样设法自闭，在19世纪中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诸如苏伊士运河通航、中西海底电缆接通等，皆引起全世界经济变动，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盖自运河通航后，从前驶华之各国帆船。即在淘汰之例，而旅华洋商，势难再用从容不迫之方法处理业务。至中西之直接通电，益使洋人治事有因时制宜之必要。总之，中国至《天津各约》订立后，渐与全球之经济组织发生连带关系，故南北美之争，伦敦金融之恐慌，及普法之战，虽其产生之地域均离华甚遥，然中国对外贸易，则已受影响，是则中国已不克遗世独立闭关自守，而与世界各国发生国际贸易之关系，本期已肇其端矣。

以茶叶为例，自1863年起，美国内战而导致中国出口美国茶叶锐减，此对中国绿茶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因为中国所产绿茶的近三分之二出口美国(红茶出口英国，砖茶出口俄国)，并占到全国出口茶叶的近六分之一。不过，因为本时期欧洲进口中国茶叶数量增长，因此对中国整个茶业并未形成重大威胁。但是，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技术突破对世界贸易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时间占中国第一位出口商品的茶叶当然首当其冲。如上文所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伦敦上海间海底电缆的完成，预示着中英茶叶贸易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国茶叶的生产和经营亦须随之发生变化，可中国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此前，世界茶叶价格向以中国为风向标，基本决定于上海、福州、汉口等埠茶叶的供求状况，外商一半要通过茶栈以及中国商人才能了解到详细情况；加之路途遥远，运输没有保障，因此伦敦须经常有大量的存货。新的通讯技术产生后，伦敦可以随时了解中国的茶叶行情，并派人直接来华采办。运河通航后，路程大大缩短，伦敦没有必要再大量囤积茶叶，完全可以根据国内需求数量来决定存货多少。总之，“从前产销双方，远隔重洋，不通声气，全赖一般侨商，居间贩卖，彼等操其计赢，往往数年之间，立成巨富，荣膺大王之号，至是营业方法，已由间接变为直接，谓之茶叶革命，亦无不可也”。确切地说应当称为茶叶贸易的革命。

在全球性的经济关联中，中国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反应迟缓，因此亦就谈不上什么有效应对。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物产基本满足了生存需求，中国人也没有感到有向外国学习的需要。当时在华外国人就感叹，“我们想代替马来人或印度人的各种家庭手工业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我们实际上已经几乎做到了，但是要想代替中国人坚定的家庭劳动则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经济制度既惊叹又反对，“中国南部省份的产品和北部省份的产品互相契合——各省的劳动互相依存，使得外国人和他的新奇产品无法进入。这是一个无法侵入的完美的经济制度，其他国家是无法企及的”。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在传统农业知识和实践方面已经很先进，中国不但有了西方的大部分农作物，而且谷物在生产上超过了西方，早在18世纪，中国“已很难取收西方的技术了”。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有着几千年文明熏陶的国度里，接受新事物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09。1．96—105 作者:仲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