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在19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

16世纪以后中西贸易开始逐渐增多。但众所周知的是，因为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实行保守的对外贸易政策，因此除部分沿海地区外，广大的内陆地区鲜受影响。在中国人看来，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做生意，只不过是传统的华夏与夷狄交易的继续，只不过是多了几个“红毛夷”而已。事实上，中国人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分不清荷兰与英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其实不仅中国，在各个大洲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也最晚，因为亚洲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注意到正出现在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说亚洲受到影响最晚是实，但说影响最小却不实，比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占领。以及英国对中国的鸦片倾销和战争，就几乎改变了亚洲的历史。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于18世纪，但真正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从19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亦开始于19世纪。沃勒斯坦所说“现代世界体系”与本文中所谓“全球化”有密切联系，他的理论阐述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他说:“现代世界体系是一历史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我认为，直到19世纪中国才被纳入了这一世界体系。”将“现代世界体系”看作是一个“历史体系”，充分显示了沃勒斯坦独特和敏锐的眼光。因为无论是“现代世界体系”还是“全球化”，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又极大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他指出中国至19世纪才被纳入全球体系，更是非常独到的看法。

那么，中国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第一个角色是试图阻止西方势力向中国内地的渗透，以捍卫中华文化传统。从西方人到东方探险以及来华寻求贸易，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拒斥，尤其是不赞成西方商人和中国商人的直接交易。十三行作为清朝官方制定的对外贸易机构，目的是把洋人限制在广州一隅，避免洋人对内地产生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限制中国商人为趋利而过多同外国商人接触。清朝当政者逐渐意识到他们遇到的新对手已经同原来的“蛮夷”大不相同了，可他们并没有想出新的对策。第二个角色是被逼充当配角。文化优越论和大国心态，使中西交流之初的中国人不可能有平等外交的心理和思想准备。可双方较量的实际结果却是，中国不仅在武力对抗中不堪一击，而且在商战中也是一败涂地，最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签订屈辱性条约。从原来历史的主角变为任人宰割的配角——中国人在19世纪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中国19世纪危机源自于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动，而中国人对如此巨大的变动几乎毫无所知。沃勒斯坦认为，大约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经济体产生了，这个经济体与历史上的帝国迥异，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其“范围(很难说是边界)囊括了帝国、城邦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由于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由于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定义的政治单位”；而相比之下，“帝国却是一个政治单位”。在这里，沃勒斯坦将新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称之为“世界经济体”，强调其相互间的经济联系；而将传统的有影响的大国称为“帝国”，强调其政治上的重要性，是极有说服力的。这个理论可以充分帮助我们理解19世纪中国与西方冲突的本质:中国不仅仅是同某个西方国家或某几个西方国家的冲突，而是一个传统帝国同一个新兴的世界共同体的冲突；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相关，才使他们在对付中国的时候步调一致。经常两国或多国联合对中国宣战或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看，1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受中国影响较大，在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等领域，西方曾对中国“完全入迷”；而反过来，“除诸如天文学之类的某些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人对中国的敬佩感开始消失，并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转移到对中国资源和市场的兴趣上来。在19世纪，西方国家以其强大的武力和股份公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影响和统治全球。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国从历来都是影响其他国家的角色彻底变为被别人影响的角色，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更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弗兰克曾说，在1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只不过是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在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在这里，弗兰克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这个比喻也不一定恰当。因为在18世纪以前，亚洲只是孤立地发展，其对西方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都是间接的影响，东西方并没有在一趟列车上行进，而是在各自的列车上行进。到18世纪后期，尤其到19世纪，西方的发展却影响了全球，以英国为火车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将全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为之提供原料，或为之提供市场，或为之提供劳动力。西方的列车在高速前进，东方却并未搭上西方这趟高速行进的列车，只是为之提供燃料和服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