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明：国际上处于这么个环境，国内处于这么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很多国家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主张我们“两弹”工作下马，暂时不要搞，以后条件改善了再搞。这对，主要是北戴河会议，那时候我在聂帅那，这个聂帅这种，聂帅就说，坚决不能下马。找这个有关同志研究，科委同志要向毛主席有汇报，坚持下去，但是国家确实有这个实际困难，怎么办？那就“两弹”把重点缩小一点，型号适当地减少一点，你说那个时候原子弹，原子堆的这个组织、研究啊，就暂缓了一下，搞实验堆，原子堆实验堆，后来在成都在哪搞的，很晚了就。像核潜艇，航天的东西，都朝后推了一推，只有把“两弹”导弹，原子弹这两个，坚持这个，不下马。

陈晓楠：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聂荣臻领导的科研单位和部门，有不少都由于运动扩大化让知识分子感受到了精神的压力。而对当时提出的“又红又专”的口号呢，大家也存在着争论，一时之间，业务、技术还有思想的关系，成了纠缠不清的问题，为了使科技工作者能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保证要“红”有不少单位就拿出过多的时间来学文件、讨论、开会，而且不着边际，不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只是照本宣科。结果科研时间不能保证，研究任务也就受到了影响。有一些知识分子对这样的情况就提出异议，但他们受到了批评，有的还被戴上了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针对这种情况聂荣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要建立一套和科研工作相适应的领导办法。

刘长明：我们怎么搞这个领导方法问题？所以聂帅在这个科研部门的领导工作啊，有所改进。像一般我们就是党委领导，那研究室属于党支部，支部领导。但是聂帅根据我们尖端科学技术的情况啊，提出了个新的观念，他们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意见，党委要尊重他们。你不能党委其他的外行人员随便提一些意见，集体做决定，少数服从多数，那不行。你再多数，他们科研人员对研究的意见你要尊重他们，按他们意见去执行。我们党委就研究他们的意见，怎么贯彻执行，行政措施，政治措施，那才是我们党委研究。技术措施都要听他们的，这是党委领导上聂帅，我觉得是个创新。

解说：1960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在军队开放五好战士和四好连队运动。许多科研部门也跟着做，因为各级行政和政工人员大多来自军队，所以推行四好、五好运动就更积极些。此时聂荣臻明确指出，科研部门必须以研制工作为中心，不能照套军队的做法，要尊重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

刘长明：再就是我们研究室，研究室党支部你不能采取战斗部队的那种办法，像连队、战斗连队党支部决定一切，连长指导员你都要服从党支部集体研究决定。那么我们科研部门的研究室的党支部，你只能起个保证作用，你不能起领导作用。领导作用是那个室主任，他搞技术，他是专家，由他们来定，他们定的问题，我们党支部怎么保证这个实施，怎么保证实现。你看这是在领导措施上，领导方针上，聂帅他的创造性，我觉得是。

陈晓楠：1962年的春节刚过，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东风2号中近程导弹准备试射，这是苏联专家撤离之后，科研人员变生气为争气的一颗所谓“争气弹”。开始倒计时的时候，当计时器上出现“0”指挥员下达了“点火”的命令，只见那颗绿色的导弹在烈焰当中冉冉升空，一时间胜利的喜悦掠过很多人的心头，他们就等着欢呼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刻，导弹突然脱离了直升的轨道，掉头向北飞，刹那之间导弹从高空坠落下来，掉在了离发射场六百米的地方，把沙滩砸了一个深深的大坑，接着就升腾起了一团蘑菇云。为了这枚“争气弹”，一年多的时间里，科研人员不分昼夜拼命地干，可是这枚“争气弹”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沉痛的心情萦绕着每一个人。这个时候担负领导工作的聂荣臻怎么来评价这次失败就至为关键了。

刘长明：聂帅向科研人员说东风2号地对地导弹第一次实验失败，我看这是正常的。常规武器比如我们一发炮弹，要试验，试验几百发，甚至上千发的试验才能成功啊，才能考验出来。我们发射的目的就是暴露一下问题，看哪些方面成功，哪些方面不足，要解决问题。那么试验本身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

解说：经过三年准备，1964年6月29日上午7时，改进型的东风二号中程导弹第二次发射终于成功，接下来更大的喜讯也在几个月后传来。

导弹发射人员：10、9、8、7、6、5、4、3、2、1起爆。

解说：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