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道行思音未绝

如果单纯把一种制度的创建归功于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未免主观武断。华盛顿的伟大，是建筑在一种优质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华盛顿任职期间，在内政外交上经常成为报界攻击的目标。在他62岁生日时国会部分议员建议休会半小时去给他祝寿，不仅遭到了另一些议员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了《国民公报》的猛烈抨击，指责这种做法是“臣民对君主的一种效忠仪式———是要树立一种有害于自由的偶像———有君主制的味道”。

美国是在英国的宪政思想影响下建立的。当时的北美大陆既没有西方式的封建传统，也没有东方式的专制传统，美国共和制度的确立有着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土壤。当年在独立大厅参与制宪的55位代表，大多数人是博览政治理论经典著作的理论家，他们对孟德斯鸠、卢梭等先贤的思想驾轻就熟，杰出的经验和才能使他们成功起草出一部指导政府实践的宪章。“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华盛顿身边还有一批坚定维护共和政体的精英。他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争取个人富贵尊严，而是要建成一个理想社会。他们认为，为了把持最高权力而处心积虑是可耻下流的。华盛顿的得力助手国务卿杰弗逊就是一个共和政体的坚定维护者，他似乎对君主制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憎恶。他对华盛顿的另一个有君主政体思想倾向的得力助手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始终充满戒心，深怕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施加”影响；他还敢于当面批评华盛顿，说他的第一次就职仪式“同共和政体的朴素作风不相符合，仿佛是有意要向欧洲宫廷的仪式看齐”。在如此“严厉”的执政环境和现实政治背景下，华盛顿能选择独裁吗？

而民主宪政这样的“华盛顿神话”，对于古老的中国则是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生儿”。孙中山虽然在名义上是革命的领导者，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仅中央政府政令难出京门，独立各省各行其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掌握和控制军队，反而时时受到军队的影响和拘束。

孙中山此时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了解认识还是很模糊肤浅的。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虽在中国上空升起，但先进的宪政文化并未能生根开花。由于缺乏经验和组织准备，孙中山复制的“华盛顿神话”只能模仿和照搬西方政治体制，带有明显的“拿来主义”色彩，很少考虑中国是否适合美国的国家模式。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推翻专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就能确保共和制度的存在。殊不知交出政权之日，就已经宣告了革命的破产。试想连政权都保不住，又如何能保住那一纸“宪法”？鲁迅先生曾有过深刻的议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

呜呼，即使中国有华盛顿者之风范，也绝无美利坚之土壤！由于贫穷和落后，中国成了贪官污吏、权门弄臣和军人政客登台亮相的舞台。他们的存在，又形成中国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我们在艳羡美国只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时，是否想过美国的强大，是一种制度上的强大，并非来自于哪个英雄，而是来自于民主制度下全体国民的参予与创造？“华盛顿神话”并非水土不服，探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成败得失，究竟是医生一时失手的医疗事故，还是病人体质变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