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做不成华盛顿:中美社会环境不同
2010年01月05日 16:23凤凰网历史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龙供稿)

乔治·华盛顿,美国的开国总统,他半生戎马倥偬,赢得美国独立,首创民主共和,是全世界民主的典范,成为各国人民千秋仰慕的理想人物。孙中山对华盛顿感佩良深,早年投身革命时,就对华盛顿景仰之至。誓言在中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然而,孙中山与华盛顿最终的革命结果,却殊途异运:华盛顿二任隐退,孙中山三月任终;华盛顿为美国创建的成熟的宪政体系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争相仿效;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却如昙花一现,很快夭折,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夺。华盛顿的政治神话,难道真的像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言那样,“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

一 西风东来惊神州

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那数不尽的兵火纷乱、兴衰荣辱,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罢,都是有秦皇之威,而无尧舜之德。虽然统一江山,毕竟封建帝王。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兔死狗烹,你死我活,乃帝制特色,王朝规律,试问谁曾逃脱过?

所以,当华盛顿这样一位横空出世的“异国尧舜”远涉重洋,在近代时期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时,国人依据固有的历史经验,对他“举贤禅让”的行为赞叹不已!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华盛顿成为一面最好的旗帜,一个最吸引人的口号和标语。1922年,《申报》创刊50年庆时,报纸撰文说,回想近50年来,中国若有华盛顿这样的人,人民哪里还会遭受到那么多痛苦!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激情澎湃地号召“使中国大陆成净土地,黄帝子孙皆华盛顿!”

身受美国教育的孙中山,比普通中国人站得更高,认识更理智清醒。他认为,华盛顿是一个“公民”而不是“神仙”,从“同心一致,以赴公义”的“国民革命”立场来看,那种对华盛顿顶礼膜拜、无限神化的论说,其实是“及中带有专制国虚伪之遗传,而自行杜撰”的结果。他把华盛顿请下“神坛”,认为华盛顿统兵出战,“是各尽所能,以行义务,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固无所谓归心于谁也”。革命中,他苦口婆心地对军队将领们说:“我们革命军人,如果能够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国的华盛顿,否则便是滇军的某师长(军阀)……”从此,孙中山为了实现“开通民智、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九死无悔,屡败屡战。他四方奔走,出生入死,挺身举义,鞠躬尽瘁。一直到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文化土壤决定文化传统。由于中美两国所处环境、时局的不同,注定了孙中山那种“华盛顿理想”在中国一波三折的命运。

二次讨袁失败以后,国民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准备通过新的党章,孙中山痛感自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他要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血专制,重塑领袖权威。他规定党员入党不仅要写誓词,按手印,还要宣誓服从孙中山,颇有封建帮会的人身依附味道。

早年效法华盛顿“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决心,此时荡然无存。一生忠实追随孙中山的黄兴愤怒了!这还是那个以平等、博爱、自由为旗帜的共和革命党吗?他严厉地质问道: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黄兴这一“攻击”党的领袖的行为,立即遭到一致谴责和孤立,党内民意完全倒向孙中山一边。

为什么这种逆民主潮流的举措,竟然能够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认同乃至拥护?也许,当革命屡屡失败,存亡危急之时,孙中山感觉到,民主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在黄兴的眼中,这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民主与共和,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一点无存,不管他们两人的感情有多深,他黄兴都不答应!他们产生了严重分歧。会议之后,他与李烈钧竟自出走美国去考察民主了。

临行之前,孙中山无奈而伤感地赠联挽留黄兴:“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黄兴毅然掉头而去。他深知拥护一个伟大的领导不如拥护一个伟大的制度。一旦“领导地位”被无限“强化”,以后要返归正常,难而又难。孙中山本人不会过于独权,但是谁能保证其继任者也有这种道德觉悟?后来的事实果然被黄兴不幸猜中。诚如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我们一次次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总是跳蚤。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庄子就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权谋文化盛行了几千年,为一已之私,军阀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表演,就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民国肇始,孙中山也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再造共和”的“中国华盛顿”。尽管袁世凯上台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其骨子里却没有一点点民主细胞。他横下一条心,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了出来,最终死在了国民的反抗与唾骂声中,皇帝梦只做了83天。

由此,当我们再反观孙中山与黄兴之争,方知黄兴坚持原则的难能可贵。非常时期与伟大领袖,往往是民主的大敌,如果非常时期出现伟大领袖,那更是大敌的大敌。斯时斯际,民主价值是最脆弱的,民主最容易向权力输诚,权力最会乘机把民主收编。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独裁者,是因为美国人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独裁者在他们的国土上没有立锥之地。华盛顿尽管居功至伟,但美国人一直致力于破除对他的个人迷信和崇拜。1775年,约翰“亚当斯促成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可历史的经验使亚当斯深感担忧:“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华盛顿声望高涨,如日中天时,1785年,亚当斯清醒地忠告美国人民:“我为华盛顿的性格感到光荣,因为我知道他不过是美国性格的典型例证而已。”而当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2年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铸造在美国硬币上时,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主要理由就是他在制造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

华盛顿本人心地光明而又谦逊质朴,行事为人处处让人体会到他的谦卑、真诚。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内,党派斗争激烈,批判他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到他已卸任时,仍然有不绝于耳的批评声音。但他作风平和,踏实认真,总能虚心聆听。他喜欢精神上的淡泊,从不愿沽名钓誉,炫耀自己,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说“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

华盛顿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而不是墓碑,是激励,而不是沮丧;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不是太平盛世、国富民强,而是“僭窃继起,叛变屡作”的乱象。华盛顿早生于袁世凯137年,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袁世凯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

孙中山要想在这样一片皇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土上,实现他的“华盛顿理想”,何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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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龙   编辑: 王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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