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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16岁起就在中共高层领导身边工作,她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性的幸存者,她是抗日烽火中威震敌胆的“谢团长”,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她还曾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这位尚健在的传奇女性的名字叫谢飞。虽然她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磨难,但她无怨无悔,信念不改;更难以忘怀长征路上与刘少奇的初识,陕北窑洞里的缔结良缘,出入白区患难与共的峥嵘岁月…… 初识少奇长征中,红军女干部谢飞被编在干部休养连。休养连干部大约有60人坐担架,每个女红军负责二三副担架,马匹多、担架多,这都是敌机投弹的目标。紧急情况下,担架来不及疏散、隐蔽,女红军们就得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病员,还要给伤员抢救包扎。
1935年8月,中央红军要穿越茫茫无边的水草地,女红军们又病又饿,实在走不动了。谢飞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们几位女同志又病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一同商量想请少奇同志批准我们雇一民伕,大家推举我、钱希均和另外一个女同志去请示少奇同志。
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开始时,先后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我在中央苏区见过刘少奇,但和他直接接触还是第一次。
谢飞继续写道:
我们到了少奇处,一紧张竟结结巴巴怎么也说不清我们的要求。少奇看着我们,笑着问:“你们是不是想雇一个民伕?”
我们连忙点头,称“是”。少奇同志爽快地答应了。
过去我一直认为少奇同志很严肃,通过这件事,我感到他很平易近人。现在回想起来,这算我初识少奇同志。
刘少奇对同志很关心,对自己要求严格。刘少奇有一匹老白马,为了减轻马的负担,他经常自己步行,只让马驮一些行李和干粮。
在以后的长征途上,刘少奇看见谢飞不畏艰险,忙前忙后,常常鼓励、称赞谢飞。有些女红军病得很重,就提前一些时间走,不致掉队太远。谢飞生病时,也用这个办法。
这一天,刘少奇又遇见谢飞了。刘少奇以为谢飞一个女同志生病可能走不动,会掉队的,没想到谢飞竟走到行军队伍的前头。刘少奇惊奇地问:“阿香!你怎么走到前头来了,我还以为你会掉队呢。”
谢飞说:“首长,您好!就是怕掉队,所以走到前头来了。”刘少奇微笑着频频点头。 结为伴侣中央红军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结束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队首长已超过该结婚的年龄。刘少奇自从1932年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妻子何宝珍留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3月,不幸被捕。1934年秋,何宝珍在南京英勇就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后,刘少奇痛失妻子已有一年多。
对于红军指挥员的婚姻大事,大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热心牵线。不久,女红军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刘英嫁给了张闻天,钟月林嫁给了宋任穷,谢飞也出嫁了,她嫁给了刘少奇……
谢飞在回忆文章中说:
一天,邓颖超拿给我看一封信,信是刘少奇写给邓颖超的,大意是邓大姐曾许诺帮忙解决个人问题,现在自己心目中有了对象,是阿香,请大姐做媒。
谢飞在中央苏区就知道刘少奇,见过刘少奇。过草地前夕,初识刘少奇,第一次和刘少奇讲了话。在以后的长征路上,经常遇到刘少奇,得到他的关心帮助。谢飞目睹了刘少奇关心同志、严于律己的品质,敬爱之情油然而生,但战事频繁,无暇顾及个人的婚姻大事。
如今,听到邓大姐提出婚事,谢飞还是有点害羞,双颊绯红,有点顾虑,她说道:“刘少奇外表似乎很严厉,又比我大14岁。”邓大姐笑了:“大点有什么不好,主席还比贺子珍大17岁呢,不也很好吗?”谢飞听了邓大姐的话,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碧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这一天,刘少奇和谢飞凑了四五元钱,买了一点酒和花生,在邓颖超主持下,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毛泽东、李维汉和周恩来等十多位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地前来道贺。她和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但人们仍习惯叫她阿香。
中央红军的八千精英终于在瓦窑堡有了一个家。谢飞分配在工农检察部工作。瓦窑堡位于延安城北95公里的咸榆公路上,原是安定县(今子长县)的一个集镇。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瓦窑堡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所在地。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中国的东北,继而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侵略野心更加疯狂,企图灭亡整个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成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呼声。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2月中下旬,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越来越露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派少奇同志去华北,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
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谢飞陪同刘少奇重入虎穴。临行前,谢飞想到几件破旧的衣服已不能再穿,匆匆做了几件衣服,又做了一些简单准备就出发了。 重入白区1936年1月中旬,刘少奇、谢飞夫妇在贾拓夫、张德生等同志护送下,从瓦窑堡出发了。路上,刘少奇穿着旧皮袄,谢飞谐谑地说:“这个皮我看是狗皮,一点也不柔软啊!”“阿香,你是不识货哟,这是纯狼皮的,挺保暖哩!”刘少奇笑着指正,年轻的妻子腼腆地笑了。
一路上跋涉奔波。为了节省开支,刘少奇一行买了最便宜的、没有暖气的硬座火车票,辗转到了北平。刘少奇又买了凌晨一时多的硬座车票,清晨抵达天津。
刘少奇化名胡服,与妻子谢飞住进了天津北方局机关工作生活的旧址北洋饭店。
刘少奇夫妇在北洋饭店住了两天,每天2元5角的房费,觉得太贵,便转到一家普通旅馆,生活条件比较简陋,房费是1元6角。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华北地下党负责人柯庆施几乎天天来,有时也隔天来汇报商量,谢飞在门口放哨,观察四周动静。
经过调查了解后,刘少奇夫妇决定在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住下,他们租用了惠兴德成衣铺(现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楼上的一间住房。法租界虽然环境复杂,但交通便捷,水路、公路、铁路都有,既适于隐蔽,又便于转移。
白区地下党组织的工作环境险恶。在这里,刘少奇公开身份是“周教授”,谢飞是“周太太”。为安全起见,夫妇两人单独从楼下后门进出,不与周围邻居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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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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