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前夜，人民大会堂的气氛倏然紧张。总理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自己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张大夫猜测：是不是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

后来杜修贤听总理的保健大夫张佐良详细叙述，才知道林彪外逃那一刻，总理是多么地紧张，他以惊人的反应处理了这个重大事件。

1971年9月12日深夜，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政治局的常委们正在这里召开会议。按照惯例，政治局每星期要在这里开两三次会。

会议进行到10点半，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

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止。

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

看来事情发生得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

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的，而是站起来早早离开了会场。

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的东西，知道散会了。不过都觉得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早就散了？搁在以往，不到半夜三更是散不了会的。

这样的例会，开会的首长一般不带秘书，除周恩来带医生，江青带护士外，其他人只带警卫。警卫员看见散了会，就起身去照顾自己的首长。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没有警卫任务，一散会，他就可以离开大会堂回去。他提起氧气箱正准备走，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不要走。本来他对提前散会就觉得奇怪，现在又要他留下，更觉得纳闷。一向对环境淡漠的大夫，这时也嗅出这里的气氛不对。不对在哪里，他也说不清。直觉告诉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必须严守一条纪律：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当时被通知留下来的几个人，相互也不敢随便打听，默默无声地集中在福建厅的外面，等候上面的安排。一会儿，办公厅的领导向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要走，住哪儿，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一听这没头没尾的纪律，张大夫心里直嘀咕，1965年就跟总理了，前后也七八年的时间，跟总理住过钓鱼台、玉泉山，就是没有住过大会堂。主席倒是常住大会堂118房间。总理今天怎么也要住大会堂呢？我们住哪里还要等会儿再通知，又不让给家里打电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越想越乱，越理不出个头绪。后来干脆就不想了，还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服从命令总没错！

周恩来有个奇特的生活习惯，他外出都是用自己的被褥，哪怕是出国，他的被褥都要带着，尽管这套被褥已经跟他很久，也非常陈旧，可是总理睡觉就是离不开它们。他已经习惯了它的气味，好像盖上它们，才会有睡意似的。这次他住在大会堂，会议厅里也没有现成的被褥，即使有，总理未必还有时间睡觉。但是总理的卫士长还是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总理用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

等张大夫回到福建厅，却见总理急促地走出来，往东大厅方向走去，他提上药箱赶紧跟上。总理进东大厅就将门关上，张大夫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在门外找了个地方坐下。心想，如果总理需要用药，他进去也方便。

已快午夜，东大厅外的走廊里，仍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穿梭不停。不一会儿见叶剑英快步走来，闪身进了东大厅。接着，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也来了。

张大夫觉得有些困倦，这时，周恩来的卫士长跑出来叫道：“张大夫，进来，把药箱带进来。快呀，这是杨局长的命令。”

张大夫还以为是总理身体不舒服了，赶紧进东大厅，扭头朝北小厅一望，门开着，总理坐在桌边，全神贯注地抓着电话，高声问：“现在在什么位置？赶快查清楚……赶快汇报。”

不像是要用药嘛，张大夫想。

他再回头一看，叶剑英勾着头，反背双手在东大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好像满腹心思。张春桥阴沉着脸，坐在靠角落的沙发里，一口接着一口吸烟……

看见这番情景，张大夫刚刚松动的心又紧了起来。特别是总理直呼黄永胜的名字，叫他立即来见他。这越让人觉得气氛不正常，总理平时从不这样叫人，不是名字后面带上同志，就是称职务。听见总理这样直呼黄总长的名字还是第一次。

黄永胜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一动也不动站在总理旁边。总理也不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

张大夫暗暗猜测：是不是导弹基地出了毛病，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没准儿会落在北京的头上，那就糟糕了！……不然总理怎么会这样着急问位置在哪里。

这时已经是13日的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