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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邱捷教授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民的支持和自觉参与，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就“孙中山与农民”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邱捷教授。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不到半个月就发动了十几万民军向广州进发，促成广东“和平光复”。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拿起武器组成队伍举着革命党的旗帜，这是一个何等波澜壮阔的场景。邱捷认为，以往学者对孙中山及其同志动员农民的程度估计过低了。
辛亥革命时期，不少人说“革命成功，我们大家有平（便宜）米吃”，孙中山认为这句话可以作为向群众宣传的材料。如在顺德，革命党人便用“食平米都来当民军”作号召。革命党人建立政权后，一批同盟会员1912年在广州创办的《民生日报》刊登过一首龙舟“劝农夫”：“富者就把地权垄断为圈套，我地农民无奈，就要做佢富家奴……佢坐食安居，为做米蠹；任得我地两餐唔足，子泣妻号……想起番来，真正喺唔公道……此事总因，全在地土，只为地权，全在佢的富豪操。……想话把农业振兴，以边一件为首务？平均地权，乃喺法理最高……”龙舟的作者用粤语、用通俗口语讲民生主义，自然是为了适应向文化不高的农民宣传的需要，应该也考虑到对不识字农民演唱的可能性。
邱捷认为，广东的同盟会政权曾实行过限制、打击士绅的政策，但他们在解散民军、清乡、大量发行缺乏准备金的纸币、恢复清朝的苛捐杂税等问题上，又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并没有把农民作为特殊对象的政策，也没有针对不同阶级或社会群体的政策。无论从哪个阶级中都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支持者。但是，农民政策的失误并不是革命失败的主因。
众所周知，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动员工农参加革命，这对晚年的孙中山有极大吸引力。1924年孙中山对农民发表演说，公开同情农民的境遇，号召农民“结成团体”、“练农团军”，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反抗田主、商人。他表示，将要“把迄今在地主手中的所有土地转交给农民”，但农民必须首先组织和武装起来。孙中山之目标，既在发动农民以使革命取得成功，同时是在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境遇。但孙中山主要是把苏俄的经验当作一种革命技术来看待的。苏俄顾问一些脱离中国国情的建议和言论，更使曾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孙中山觉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才合符实际。
邱捷提到，1923年苏俄顾问鲍罗廷建议“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尽可能地召集数量众多的党员……把这些法令带到农民中去”，以此使千万农民支持战争。但孙中山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办。他认为广东乡村民团为豪绅掌握、而民团又经常参与广东各派政治势力的战事，如果真颁布了这个法令，直接的后果很可能是动员很多民团参与到陈炯明一边与革命政府作战。从实际情形来看，孙中山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邱捷认为，孙中山希望在“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近代中国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始终珍视的“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的平均地权方法，在近代中国也缺乏可操作性。不过，孙中山关于工商发展必然会引起城市地价暴涨的预见，关于地价暴涨产生的财富必须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不能由少数人吞占，以及政府必须对乡村贫穷的居民予以特别的关心与帮助的主张，在今日应该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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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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