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破除迷信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要闯出一条“大跃进”这样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人们的思想就不应该继续禁锢在老框框里，要有新的思路，因此，破除迷信便成为成都会议的重要课题之一。毛泽东说，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那样迷信，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能抄书照搬：对于苏联的经验要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接受，不合者拒绝。这一观点正确的一面，是不要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是，在提出警惕教条主义的同时，没有号召人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这种片面性助长了干部不读马列著作的倾向。“大跃进”中人们做了许多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糊涂事，是同不读书的倾向有直接关系的。

毛泽东还说，不要怕教授；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头脑中总有一部分是不科学的。他说，进城以来，我们相当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认为人家有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也不行。马克思主义者不怕帝国主义，而惧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了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不要“自惭形秽”。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反复地强调“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推翻学问多的”，“外行比内行高明”。这些提法，可以说是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转了180度。1956年初，在毛泽东倡议下，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并作出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知识界气象一新。成都会议上的突然转变，显然是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有关系的。经过这场风暴，便对知识分子作出完全相反的估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不幸。50年代到60年代，正是世界新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促使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创造条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相反地却鄙视、排斥、打击他们，致使我国同世界先进国家拉大了距离。

在谈论破除迷信的时候，毛泽东还提出工业化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观点。他说，不要那么迷信工业化、机械化。本来建设现代化工业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艰巨的事业，应当从我国国情出发，努力掌握科学技术，学习世界先进管理经验，谨慎从事。但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却把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看作是轻而易举的事。在“大跃进”中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以为搞几次像大炼钢铁那样的运动，就可以把工业搞上去，结果却是违反经济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事与愿违。

毛泽东还号召要破除“人多地少”的迷信。他说，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说“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其实每人2．5亩地就够了，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现在还是人口少，实际人口到7．5亿至8亿时再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这种人口观，脱离国情，脱离经济发展的规律，导致了我国人口失去控制的战略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