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党内有些人“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过去在民主革命中陈独秀主张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壮大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经过30多年，党内还有这样的人。好人如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他在政治局里到处活动，企图分裂政治局，找他的朋友，要达到他的目的。他讲农民怕冒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担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表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说明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早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指责“四大自由”是“走资本主义的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3页，第208页。】；1955年11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指名批评邓子恢，说“四大自由”，“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3页，第208页。】。这些批评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邓子恢并不赞成“笼统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他当时只是提出应当正确处理雇佣、信贷、租佃和贸易四个问题【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138页。】。现在看来，他的这些主张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必要的、有益的。1921年列宁在阐述新经济政策时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就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交换的发展，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其所以是愚蠢，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其所以是自杀，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19页。】。1953年邓子恢关于农民应有的自由的意见，是符合列宁的这种正确主张的。

1953年邓子恢还讲过：不少地区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他认为这种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有的地区占63％，这些人不敢放手经营，只是维持现状，这对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很不利的。为此，他提出了一些解决怕露富的措施【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136页。】。邓子恢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及时的，并没有错误。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怕露富表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并主观地指责邓子恢为“解除怕冒尖的恐惧”而采取措施是“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误解。所谓“冒尖”，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但不会妨碍共同富裕，还会促进共同富裕。可是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反对，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