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会议上，既然在建设速度这个核心问题（后来被称为总路线的灵魂）上统一了认识，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讲话中不只一次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初步形成了，它的基本观点已经有了，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如果工农业不出大乱子，路线就差不多可以说形成了。会上，陈伯达受命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基本点作了文字上的表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和发展轻工业同时并举；在中央重点工业的领导下，发展中央工业必须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所有这些目的都是在于力求促进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后来为八大二次会议所采纳。

制定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正确领导的需要。但是，这条总路线必须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从国情出发，不断地总结经验。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就曾经正确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这是一个基本点，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党考虑一切问题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列宁说过，愈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愈大。直到1955年初，毛泽东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9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1956年到1957年初，党中央曾经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如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双百”方针的提出，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八大一次会议关于阶级斗争、经济建设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法治、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的论述和决定，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都是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谈过，可以允许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说，这叫新经济政策。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一些正确的认识都被抛弃了。成都会议在讨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时候，从主观愿望出发，把十分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简单地、武断地归结为一个速度问题，断言高速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的语言”，即中国的特色。这样，主观愿望代替了从国情出发，空想代替了科学论证，以为只要实现了以高速度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就可以很快赶上或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