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情况，田汉借着周恩来的话头道出了由各级政府包办戏剧所造成的包而不办的可悲事实:

周总理曾经指出浙江昆苏剧团“在解放后也还是受压迫的”。当然在解放后不见得还有人当真压迫一个剧团，但由于党和政府在人民中有极高的威信，我们注意什么，什么就得到提倡；我们不注意什么，什么就得不到改善和发展，这常常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压迫”。

比起当上戏剧界的政治高官的田汉，借着周恩来的话头才敢于吞吞吐吐说出来的请命话语，1935年还是一名保释后被监视居住的政治犯的田汉，在《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中公开发表的，才真正是自由民主的肺腑之言:

艺术运动的奇花是应该在狂飚般的运动中生长的。因此它将是野生的，属于民众，为民众，由民众的。有人说过去民众的戏剧运动碰壁了，现在该由政府来包办了，似乎戏剧运动的基础应建立在政府上。我想这是本末倒置的话，从来“民为邦本”，没有民众到处碰壁而政府单独干得起来的。救国运动如此，戏剧运动也如此。（1935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

像这样开诚布公的肺腑之言，建国后的田汉再也没有说出过半句，他所说的每一句还算真诚的请命话语，几乎全都被精心包装在这样那样的政治安全套之中。

回到北京后，田汉把一路视察到的情况写进《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一文，发表在《戏剧报》1956年第7期上，同时还向中央政府写出相应的汇报材料。随后，田汉再一次到南方出差，从合肥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一路上宣传贯彻“双百”方针。再一次回到北京时，田汉的调门升得更高，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干脆叫做《为演员的青春请命》:

在上海一次演员座谈会上，我听到好些女演员像孩子似的痛哭。……问题在于今天她们的才能应该得到更好的发挥的，却因为领导上缺乏对演员的更细致亲切的关怀，把她们搁置在那儿好些年没有适当的使用，每天的宝贵光阴消耗在按时上班看书，看报，聊闲天，开没有完的无谓的会，干业务以外的一般琐碎工作。……这个问题和广大艺人的生活问题一样必须迅速获得解决。

党号召全国各方面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来从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在艺术方面每每不免把一些原来积极的因素，由于使用率低，或不使用，或使用不当，而变成消极因素。这是与党的精神和人民的利益不符合的。艺术领导是十分细致的事情，我们一定得终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一定得消除演员们不应有的叹息和眼泪。

1957年3月6日至1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闭幕前一天，毛泽东莅会作长篇发言，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党整风逐步展开，并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进行整风。一时间，有“引蛇出洞”的“阳谋”之称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进入高潮。

一直喜欢凑热闹、出风头的田汉，自然少不了到处点炮。1957年4月在陕西视察期间，他对“孤立地强调演现代戏，而不去学习遗产”提出批评；5月28日在剧协与美协联合召开的舞台美术界鸣放会上，他甚至有过“我们要过的是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然而，这里却是一种非人生活，这是不能容忍的！”之类的表态发言。

就在田汉鸣放得高兴的时候，形势直转急下。6月8日，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以中央名义向党内传达，说是“要组织每一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后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根据这一指示，戏剧界的反右运动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为罗织吴祖光的罪名，有人擅自把他大鸣大放中在文联座谈会上一个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14期发表。已经被内定为反右对象的田汉，也在剧协内部整风中受到了批判与围攻，后经周恩来与周扬出面拯救和解围，才算逃过一场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