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从狭隘的政治功利和一元化意识形态桎梏下解放出来以后，对人类本性及其变化的探讨、实践和艺术表现就开拓出空前广阔的天地，中外文化在人性深层的交流与融合得到恢复和发展，虐恋也开始重新成为中国文学的描写对象。1998年秋天，意大利歌剧《图兰多》和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几乎同时在北京上演，被传媒誉为“世界级的文化对话”。而对话的心理基础不是别的，正是人性中固有的虐恋倾向。这个叙述求婚者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美貌冷酷的公主的极端的虐恋故事，显然纯属外国人的幻想和虚构，决非中国历史与文化土壤的产物。它来源于古代阿拉伯的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在西方长久流传，被很多作家艺术家创造成不同形式和众多版本的戏剧，尤以意大利普契尼的歌剧在世界舞台上享有盛名。在中国，1995年魏明伦改编再创作的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名列榜首，并获得十二项单项奖，成为此次艺术节上唯一一部专家、领导、观众、同行皆认可的“状元戏”。（见《文学报》1998年9月10日陆梅报道）这个惊心动魄的爱与死的故事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可见古今中外，虐恋之心，人皆有之。歌剧和川剧的主题是歌颂爱与美，但故事中蕴含着虐恋的意味。这在魏明伦笔下更加明显，他实际上写出了虐恋现象产生的原因——“百姓饱暖思情欲，公主无聊出绝招”；性质—— “此乃游戏笔墨，千万不可当真”；极度受虐心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无名氏浇花一场简直是虐恋的绝妙象征:他抚爱玫瑰，却被玫瑰刺伤手指，呼疼吮血，复又乐在疼中，“爱花偏爱玫瑰花，花越多刺越爱她”。剧中“艳若桃李、凛若冰霜的公主杜兰朵，乃当时少年男儿心目中梦寐以求的偶像”。联想当今文化市场上，那些冷面男星、冷艳女星最受消费者热爱和崇拜，不也证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么？

以上所举例子，除田汉的《湖边春梦》外，都不是真正的虐恋文学，至多杂有一些虐恋内容。作为一种日常的性活动方式，虐恋还没有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然而，中国文化中存在虐恋现象，中国人的性心理中存在虐恋倾向，却是不争的事实。可以预期，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改善，思想进一步解放，对生活质量的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时，种种美丽的幻想将付诸实践，虐恋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喜欢的一种新的互相表达爱情的游戏，一种自由的奢侈的快乐而不伤害他人的生活享受，文学中的虐恋描写也将展现出一片新的对于人的生命的丰富多彩的奇妙而充满诱惑力的审美世界。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也将可以和世界文化在同一层次上对话。这一天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相信总会到来的。

“第一艳星”杨耐梅（田汉著名虐恋电影《湖边春梦》女主角）

楊耐梅

（杨耐梅与卜万苍再度合作，1927年拍出了《湖边春梦》一片。该片由著名作家田汉编剧。当时的田汉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极感兴趣，受其影响而尝试创作了这部既充满浪漫情调又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电影剧本。

剧本描写的是一位青年作家在赴杭州的火车上与一位少妇邂逅，她妖艳的容貌和不俗的谈吐令作家欣羡不已。抵杭州后，作家独居旅店，思念白天所遇，心族摇曳，夜不能寐，俄尔觉得有人推门而入，举目观之，正是日间所见少妇。作家携少妇同游西湖，双双坠入爱河。不料该女竟是虐待狂，作家也渐渐变成被虐待狂。作家猛然惊醒后，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发着高烧，方知原是湖边春梦一场。

片中少妇一角，对杨耐梅来说，正是完全对她的戏路，演这类角色本是她的拿手好戏。剧组在杭州实地拍摄，将杭州的湖光山色个个景点—一摄入镜头，并与故事融为一体，成为一部别具一格的风光故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