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4月12日），广东南海人，中国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曾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抗战开始后随汪精卫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长，是汪政府内第二号人物，亦被视为「汉奸」。汪精卫死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流亡日本，最后被捕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1946年大汉奸陈公博受审

陈公博生于官宦之家，父亲陈志美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曾为广西提督，赏穿过黄马褂，后罢官居于广州。陈于广州出生，自幼弄枪习棒，曾独自把几个骄横的八旗子弟打伤，6岁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还包括《金瓶梅》等禁书。1907年陈公博与父在家乡组建「三点会」反清，失败被囚。1917年于广州法政专校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运动时接受各种新思潮。1920年于北大毕业，回广州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创办了宣传新思维、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群报》。1920年陈独秀受聘到广州，与陈公博、谭平山等组成共产党广州支部。1921年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代表广州出席。1922年，陈与共产党关系破裂，宣布退党，并出洋到美国留学唸经济。

1925年陈公博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回到广州。即被国民党内左派延揽，加入国民党，并出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受廖仲恺、汪精卫的重视，先后任党部书记，国民政府广东省工农厅长。1926年国民党第二届全国大会上党选中央执行委员，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北伐开始后，作为蒋介石随员北上。宁汉分裂时支持武汉的汪精卫。宁汉合流后到广州，联合张发奎驱走李济深，准备迎接汪主事。之后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陈公博等受各方责难，于1927年12月逃到香港。

1928年陈到上海，出版各种书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各种主张，成为国民党内改组派的宣导者。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谋求和解，蒋介石及汪精卫再度合作，汪任行政院长，陈亦任国民政府民众训练部、实业部长等职。1936年2月，汪辞去行政院长，陈亦辞职。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汪精卫与日本暗中交涉谈判，于1940年3月到南京，成立其与日本合作的「国民政府」。陈公博初时对汪的投日有所保留，最后却选择追随，任南京汪政府的首任立法院长，后兼上海市长。1944年汪往日本治病，陈公博任代「国民政府」主席。汪死后，兼任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45年初，中日战事胶着，陈亦开始透过军统向重庆暗通款曲，故意包庇军统的行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最初陈还望能得到重庆接受，但最终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中国政府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无法保护陈公博，只能将其交出。陈被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4月12日行刑枪决，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陈璧君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陈痛哭失声。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封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伏法后，尸体葬于上海公墓。

陈公博自白书

（1945年11月）

我这篇回忆是从二十七年离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说是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简单实录。本来在今日大统一时候，我对于保存国家和地方人民元气的心事已尽，对于汪先生个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姑置不论。但既然奉命要写一篇简述，那么，对于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运动就无法说明它的起源。对于我的主张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我的主张，这几年来的经过便无从说起。对于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便不知道这几年来此间人们的苦斗和挣扎，类于矫饰，而不是坦白的自白。我也知道，我参加和平运动的经过，由反对而卒至参加，重庆的同志们都很了然，就是不写，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决定不诿过、不矫饰，很简单的写一篇回忆。不过，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还抱极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国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总想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共产党的捣乱，国民党不至于再有破裂了罢。若要不破裂，只有从我做起，所以由民国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离重庆止，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于党始终没有批评过，对于实际政治也没有批评过，然而还有汪先生离开重庆一件事，更有组织南京政府的一件事，这是我梦想不到，而引为绝大遗憾的，以下分段说明这几年来的经过:

（一）汪先生的心境关于汪先生的和平理论，我不打算写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论，这几年来有出版的言论集。我要写的是汪先生由民国二十一年以至民国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后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 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

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卒使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