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上海又召集干部会议，邀我和何炳贤出席，我决定不去，只是何炳贤赴沪。我嘱咐他:最要是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其后，何炳贤的确极力反对组织政府，并且和当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当日一种痴想，以为我什么都不参加，或者汪先生不致于组织政府，那里知道以我个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决心，更不能排除当日的群议呢！

到了十二月，汪先生又要我到上海一行，说中日基本条约的草约已开始讨论，如果我不到上海，以后就是反对也来不及。我想这或者是一个关键罢，如果我一反对，那么组织政府可以延搁，以后就要和平，也可以等到全国一致才举行，因此我又到上海住了半个月。那里知道我到上海时候，所谓基本条约已讨论了一半，因此我知道汪先生是不必等我来才讨论了。我住了上海半个月，只是和须贺辩论些海军问题，这都是无关宏旨的虚话，我再无心逗留，终于十二月底又回到香港。在将离开上海的几天，一夜汪先生请我们吃饭。我碰见影佐祯昭，我说:“那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答复我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

饭后，我把影佐的话报告汪先生，并希望汪先生慎重，汪先生忿然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三）南京政府的组织和我决定的原则

我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回到香港的，当日我在上海时候，已听见有组织政府的消息，可是汪先生始终没有和我谈起，只是从旁听说某人预备做什么部、某人预备做什么部而已。我反正不愿与闻，就不愿与闻到底，我心想赶快离开上海再说。同时我希望重庆急急想出一个办法，我不是说因为汪先生要组织政府，重庆不能不及早谋和，而是重庆最好有一种表示，使上海一班人们不至急于出以积极行动。可是我回香港以后，我没有办法通知重庆，在香港谁人可以代表重庆，我是不知道的。我在二十七年到欧洲时候，曾携张岳军先生一本《群密》，在八月时已知道不适用了。正在焦急之中，在二十九年一月的初三或初五罢，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位早上忽然来访我了，我吃了一惊，问他们为什么来香港，他们说我上船之后，他们也隔一两日便走了。他们两人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只说他们走后，汪先生便更要找我了。我当时实在惊诧不已，找不到什么话可谈。等到第二天再找他们时，一个也找不着，我那时实在不知高、陶两位的意见，在沪时候他们对于佛海不满意，说了佛海许多闲话我是知道的，至于对基本条约不满意，我始终没有机会听到。直至后来他们公开发表基本条约的密约初稿，我才恍然大悟，我对基本条约不满和反对组织政府，他们很是明白的，但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也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

汪先生毕竟赴青岛举行会议了，在事前我是毫无所闻。不过至今回想，就是事前有所闻也毫无用处，那时似乎箭已离位，扣弓无益。我心想汪先生实在太危险了，在一般和运的分子，我所稍稔熟的只有周佛海和陶希圣两人。佛海是我在民国十年认识，其后以服务的不同，不但谈话很少，就是见面也很少，至于希圣是比较稔熟的，现在已和高宗武脱离，在上海、在汪先生左右的，我实在找不出一个熟人。汪先生脾气易于冲动，我是知道的，如果径情直行，对于汪先生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我真抱莫大的忧虑。

我只是在家忧虑，如是又延至三月初旬，汪夫人又来邀我到上海。我问汪夫人是不是要组织政府，汪夫人说你对于这点赞成和反对，请你到上海对汪先生说。我还记得在我临行之前数夕，曾和钱新之、杜月笙两先生见一次面，他们问我是否要到上海，我率直答复:“是的。”他们拜托我最好劝汪先生不要组织政府，我说当然要劝汪先生。同时我表示我实在对高、陶两位不满:倘然他们早些对我明白表示，或者合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末后我仍希望他们两位转达蒋先生:有无更好的办法，使我得以从中尽我最后的努力。

我是在三月十三、四日到上海的。比到上海时候，“还都南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简直无法开口，我知道再劝也是没有用的，不过劝虽无用，也不能不劝。汪先生说:“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宣布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我知道事已至此，挽救是无法了，今后只有从事补救的一法，当时我向汪先生提出两点:第一点，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蒋先生和，南京只好处在一个中间交涉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然后乃和。第二点，南京对于日本在中国作战，应当极力阻止，尤其万勿命令所辖的军队参加作战，以免由外患而转变成为内战的方式。这两点意见，汪先生极为赞成，并且说我这些意见就是他的意见。

汪先生允许我的提议，并且要我干行政院，我坚辞不干，转而就立法院。我昔时极愿以闲散之身，使得心胸稍稍宁静，徐谋补救，使国家和党复归于统一。至于我本身又该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