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以后答记者问

不能忘记这段难忘的历史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1978年，我们在改革开发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发的序幕。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发30年，回顾那段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最近我们看到不少的报刊发表了关于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报道。在《新浪》的博客上看到了你的博客《滴水湖畔》，上面有记载了当时大返城时的日记。想请你谈谈对于30年前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看法。

（见证历史----云南知青下跪、请愿，要回家！）

余杰:在1978年冬到1979年春，云南的西双版纳发生了一场五万知青罢工请愿大返城的事件。那个时候，我在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那是一个偏僻的连队，在群山的环抱里，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那个时候，由于我的父亲1957年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的命。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尽管父亲极力反对，生怕遭遇“文字狱”，但是作为一名知青，躲在一个偏僻的连队里，我记录了一些当时的情景。今天，我在新浪网上开了自己的博客，叫“滴水湖畔”，把那时的日记作了一些整理，启了《大返城的日子里》一名发表了。全文从1978年12月1日开始到1979年2月14日止，共计有77篇。最近，由重庆知青联谊会主办的一份杂志《中国知青通讯》复刊号上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章。

（我们要回家，这是云南知青的呼喊！）

云南知青这件事，陆陆续续有不少的文章记载过。我一直比较欣赏我们上海知青周公正写的《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一文。在上海知青《勐龙在线》上可以看到。他比较客观全面的分析了这件事的起因、过程、历史的功绩等等。在这以前，四川的一位作家邓贤写过一篇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就是说这件事。比较权威的是刘小萌写的《中国知青口述史》里，当年云南知青的领袖丁惠民自己讲述的历史。最近重庆晚报的记者张卫在3月6日《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写的也比较全面的。还有一篇是《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的文章,是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写的，分两部刊登在2008年5月8日和5月9日昆明的《生活新报》上。

我在博客上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引用了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是一个孩子咬在母亲乳房上的带血的牙印！”我想，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话题也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记者: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特别是在今天，在30年以后是怎样来认识和解读这件事情的。

余杰:我说过，在两年前我们上海知青周公正写过一篇文章《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写于“12.21”三十八周年之前》。这是迄今为止对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作出的比较有说服力、分析的比较透彻的一篇文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这个评论（结论）是很有道理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且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无法回避的历史，只是在历史的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看到了原来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纪念改革开发30周年的时候，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段知青的历史。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青这个问题是“多数时侯是欲说还羞,言至关键时又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现在是是一致的，坚决否定！但是对于产生与“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难以解决的问题,必须面对的事实”。建国以来所有政治和经济运动都盖棺定论了，唯有知青运动没有，这就说明了知青运动在中国的复杂性，至使无法将其盖棺作以定论。其实，我们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早不迟发生在1978年，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其事情本身的起因上都是这个组成部分。这是历史留下了这样一个包袱过于沉重，大家采取了“多数时侯是欲说还羞,言至关键时又止”的态度。所以，在今天我们今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很有必要来回顾和评价一下这件“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