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北京

1980年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时候，遇到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是怎样评价毛泽东，一个是怎样看待刚刚开始不久的历史新时期所做的事情和毛泽东那一代人所做的探索的关系。关于前者，邓小平有不少精到、坦诚和富有远见的论述，其中涉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的名言是：“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关于后者，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

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这是邓小平1980年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这段话，概括起来实际是四句，讲了四层意思：

把前人提出来、设想过但没有去做的事情做起来；

把前人做错的事情改正过来；

把前人做得不够好的事情进一步完善起来；

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事情。

这四句话，看似普普通通，却具体地揭示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起步的，包含了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继承和发展的大道理。

第一，前人设想过或者已明确提出来的一些事情，由于客观形势或主观认识的变化，没有来得及去做，或者做了一点后被搁置起来了，后人如果觉得它有道理，就把它继续做下去。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就是八大提出和设想过、但后来在实践中没有贯彻下去的思路。还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一切国家学习”的思想，但限于历史条件，当时只能向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学习，向他们开放。中苏关系恶化后，这条开放之路也不通了。到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进而同西方一些国家建交后，才开始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如“四三方案”)。在历史新时期，随着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发生变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仅把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并且大大拓展了对外开放的具体内涵。

第二，前人做得不对的事情，后人把它停下来；前人遇到的应该去做但却因为认识上的原因反对去做的事情，后人把它改正过来。这两种情况，就是人们常说的“拨乱反正”。历史进入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改革之初作为重大举措在农村推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则是肯定和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地区试验过但受到批判的农村经营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