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运动”

单位

新中国成立初，毛主席的好朋友、1927年就把毛泽东与孙中山并称（“并世支那两列宁”）的柳亚子先生兴致冲冲受邀来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可是柳亚子对自己期许太高，以为毛要把天下交给他治理，曾有“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的诗句。但这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因之牢骚满腹，给毛写诗说：“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他想效法汉代严子陵归隐故里，做个“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的世外高人。后来毛婉劝，把他留在北京，住在了颐和园。柳亚子不懂，这次成立新中国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不同，它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把每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纳入到一定的单位，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把这些往昔的“自由职业者”变成为组织的一员，绝不允许有“化外之民”和隐士了。当时正处于转变之中，像柳亚子这样态度激进但思想老派的人物还不能理解。1956年所谓“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不仅城市中所有人都被纳入一个固定的单位，就是农村也在合作化的名义下组织了起来，也成为一个一个单位，只是没有像城市单位那样对其所管辖的人在“生老病死”方面都提供了保障罢了，但控制力是大同小异的。

单位对于个人有双重作用：一是生活保证，二是组织和思想的控制。单位为开展政治运动提供了有效的空间，没有单位，每个人都以个体存在，如一盘散沙，如何发动群众，即使发动起来了又如何控制它的指向？因此，个体的单位化为运动提供了组织保证。

一般的运动都是在单位中进行，分类排队、褒奖处分乃至监督劳动都是由单位领导决定并在单位中执行的，至少是由单位组织的。一旦把你开除出单位，那就离监狱不远了，不会让你久在家中逍遥，最轻也是送去劳动教养或者强制劳动（简称“强劳”）。“文革”一开始时特殊一些，它突破了单位建制（因为本单位的领导都打倒了），把运动扩展到本系统、本地区甚至全国，但整个运动的节奏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这也是“文革”久拖不能结束与其进展不完全符合上意的原因之一）的。这种运动从单位溢出的现象是从红卫兵小将搞全国串联开始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不久就呼吁要“回校闹革命”、“回单位闹革命”。中央还多次严禁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把全国性的组织称为“反动组织”，是取缔的对象，其目的还是希望把运动控制在单位里。

陈云先生讲经济时曾用鸟笼为喻，这个比喻很好。其实单位也是个鸟笼。在“鸟笼”里搞运动，不论闹得多激烈，闹不出“笼子”之外，也不会出乱子。另外，笼中的异类鸟容易辨认，也好抓，而且没有反抗的余地。试想没有了笼子，杂花生处，流莺乱飞，正类无从团结，异类无由拘取，哪能发动轰轰烈烈而又秩序井然的运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