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佟麟阁
2007年07月12日 09:52三联生活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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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被日本人知道身份,我们一直隐姓埋名,迁居陋巷,我也不停地换学校,就是怕别人知道了身份。那几年,也有一些人知道我们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否则我们也无法度过那段艰苦岁月。

母亲为了一家人,想尽办法谋生。在火药局三条一个3米宽、十几米长的小院里,她支起了一架新买的机器,用这个机器,母亲可以把买来的白线织成袜子拿到街上去卖,再买回配给的棒子面。和从乡下逃难的亲人一起搬进这个破旧的小院后,家里再也没有任何积蓄,母亲的收入维持着20多人的口粮。

1944年我考进辅仁大学,有一次被伪警察局抓去,说我参加了某种活动,母亲为了救我,将一只金手镯卖掉。那是结婚20年时,父亲为母亲订的礼物,也是全家最后一件可以变卖的东西。为了避免受到迫害,我只好休学,离开北平。

这样的悲苦岁月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结束。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国葬,将父亲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兰涧沟的坡地上,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沿途,数万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抗战胜利后,我们才第一次能扶着父亲的灵柩痛哭一场。

现在想起来,稍感遗憾的是,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位冒死为父亲保留8年灵柩的方丈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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