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到2000年普通中国人曾获得十大提升命运机遇

第二大机遇：文学青年

参与人数：不详

机遇保质期：约1978年—1983年

机遇把握率：略高于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

《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文学青年”的条目。在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确有这么一个小圈子，有这么一些青年，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愤青(愤怒青年)、摇青(摇滚青年)一脉相承，但无疑比后者在外部表现方式上文雅许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比常人更接近文学及其操作管理机构的中枢。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93年我刚进单位的时候，曾有人暗地里向我指点：“喏，这个人，还有那个人，是上海最后一批文学青年。”我仔细观察了一番，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两个人与旁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有一些作家和编辑朋友，来往似乎还挺密切，而另一个至今未婚，喜欢和年轻女孩子套近乎，有点浪漫气质。

在社会转型初期，多元化职业选择的局面远远还没有出现，大家挤挤挨挨自以为上了一条胡志明小道，却痛苦地发现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

我之所以把文学青年列入提升人生命运的十次机遇之一，是我相信，尽管这批人的成才率极低，但已经是社会偏爱的结果了。陈村好像说过，一个大男人，不去战死疆场，或者死在女人的绣床上，光舞文弄墨实在不是一件太光荣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青年短暂的辉煌其实是概率在起作用。

在淳朴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青年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敬语，它包含了当事人本身的价值追求及外界的宽容和认同。

第三大机遇：知青返城

参与人数：上海约40万，全国超过200万

机遇保质期：一等品：1978年—1983年；二等品：1984年—1986年；三等品：……

遇把握率：越早越好

与其把“知青返城”作为改变知青命运的一次机遇，倒莫如说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知青子女的人生。上海当年支援边疆的知青约40万人，他们子女的数量据保守的估计在45万至50万之间。

1980年5月某日，新疆阿勒泰，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82团团部俱乐部。我坐在几百名上海知青中间看完了法国电影《佐罗》。之后知青并不散去，开始静坐，为争取回沪的权利。我父亲也参与了那次行动，那是他一生中参加的唯一一次略带政治含义的集会。

在那个温和的春季，知青们的脾气变得空前暴躁，如果说渺茫的前途让人没脾气的话，那想家的念头加上一些知青成功返城的范例则让十多年积聚的脾气变成了巴尔干。在182团那个喧闹的俱乐部，我旁观了数次静坐，看了一部又一部电影：《悲惨世界》、《虎口脱险》，甚至还有老掉牙的朝鲜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1980年8月，我一家四口终于回到了上海。在这前后，大批云南、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的知青带着空空的行囊，带着酸楚的眼泪，开始大规模返城。知青们当时的口头禅是：感谢邓大人。

我的父母回沪后，分别在一家医院和一家电器厂工作。他们的返城方式正是当年最具代表性的：顶替和病退。

1999年8月，我去新疆采访，在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82团十连见到了滞留此地的最后一个上海知青宦新林。老宦原住上海大场镇，不到20岁就报名，和我父母同一列火车去了新疆。由于战略眼光失误，老宦当年没有找一个上海女知青结婚，所以后来回沪的政策没有泽及。眼前的老宦一身破旧的绿军装、蓝色鸭舌帽，皮肤黝黑，正操着铁锨在屋前的院子里干活，看见我吃了一惊，开口一句纯正的上海话让我还相信他的“阿拉”身份……

宦新林和他的山东籍妻子在182团十连已经生活了30多年，余生看来也很难有什么变化。在老宦简陋屋子的墙上，我看见一幅青年男女的结婚照。我认出新郎是我在十连小学的同学宦洪涛。宦新林说：“我大儿子和儿媳，在上海王开照的。洪涛现在在乌鲁木齐一所技校教书。”

结婚照右下角“王开照相馆”的落款，大约就是这屋子里和上海有关的唯一证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