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要吴晗把朱元璋“写好点”吴是怎样写的

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吴晗最近有何著述，吴晗便将这部手稿交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向来爱好博览群书，于是在百忙之中，抽暇开始阅读这部书稿，阅读中有了感触，还“特别约（吴晗）谈了一个晚上”。这次约谈当然是围绕这本书来的。给吴晗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除掉指示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显然，这次约谈对吴晗震动很大，以至他在1950年2月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里，还郑重地认为：“（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那么，毛泽东指出的“彭和尚”是怎么回事呢？彭和尚是指元末民间组织弥勒教的首领彭莹玉。他借传教之际，组织力量，后来拉起了起义队伍，成为首领。但起义成功后，他便不见了，史料上也不见有什么记载。当时的吴晗，对自己参与政治活动，也认为是应社会一时之需。他曾与闻一多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所以，他认为彭莹玉和尚“功成身退”，是很了不起的。在《朱元璋传》一书中，对“彭和尚”的结局，他便发出这样的赞叹：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毛泽东是政治家、革命家，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他当时对吴晗说：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判断：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在退回《朱元璋传》原稿时，毛泽东还特地给吴晗附上一函，除了肯定书的优点，还从整体上谈了对该书存在问题的阅读感受：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吴晗字辰伯，“似尚未完全”的“完全”二字下，加有着重号。虽然毛泽东提出建议，但由于当时工作匆忙，吴晗已来不及对全书进行大的改动了。这部稿子，大致还按原来的样子，在第二年4月，由在上海的三联书店印了出来。

三

几个月之后，吴晗与钱俊瑞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行接管。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同年11月，他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此时的他，也难以返回书斋，过他所向往的读书生活了，所以，1950年初，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检讨，写出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文中除了对自己成长经历、求学以及做学问过程进行回溯分析外，对毛泽东指出《朱元璋传》中的具体问题，也在思想上做了检讨：

“我和（闻）一多都具有知识分子的洁癖，孤高自赏，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在我的《朱元璋传》里也浓厚地透露出这样的思想。

我写一个元朝末年的革命组织者领导者彭和尚，一辈子做宣传、组织工作，是西系红军的领导人，他坚强不屈，领导人民斗争，跌倒了舐舐血爬起来又前进。但是到徐寿辉起义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见了。我对这个人赞叹不已，认为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当然，我很中了《史记》的毒，吃了张良的亏。但是司马迁张良不能替我负责，我得对我自己负责任。”

其实，吴晗的这些缺点，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致都有的，也算不得什么过错。但是，面对当时如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势，这样的想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吴晗之所以这样说，除了性情因素，也是时代潮流推动所致。

对于毛泽东当时对“彭和尚”结局的推断，这篇文章也有了回应：“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后，再细翻《明实录》，居然查出，又过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军队所擒杀。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在我的书里面，不但看法是错误的，连史料也是不完备的。”

如此看来，这部《朱元璋传》就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重新予以理解和修改的必要了。在与毛泽东交谈和读到毛泽东的信之后，吴晗开始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学习。他细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了国家的意义、阶级的意义；他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尤其感到，从毛泽东的著作里，他“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通过这些学习，他说：“我不再赞叹彭和尚了，我已经应人民的征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