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20总师：中国新战机颠覆雷达探测与反探测原理

杨伟向专家评审组介绍某新型战机。（资料图）

电传操纵系统最早的雏形是为了解决飞行器稳定性而开发的增稳器、阻尼器。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电子技术的大发展，西方最早尝试直接将飞行员的操纵信号接入计算机，从而取消了全部机械操纵系统，构成了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电传操纵系统。

“正是由于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使飞机操纵品质和性能得到改善，给飞机控制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也被广泛应用于第三代和第四代战斗机，例如：F-16、Su-27与F/A-18战斗机等，成为先进战斗机的典型标志。”杨伟解释说，“这项技术也自然成为‘猛龙’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

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另一个重要性还在于打破了飞机设计中需要保持静稳定性的气动布局。众所周知，要想充分发挥战斗机灵活的机动性能，最好摒弃传统的飞机设计法则，通过使用静不稳定的设计获得性能的空前提高。“猛龙”就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制的放宽静稳定性的鸭式气动布局，从而保证它具有良好的机动性。

“灵活与稳定看上去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这就像在篮球上再放个乒乓球，要实现灵活地运动，同时一切又是稳定的，这听上去就像是在玩杂技。”杨伟试图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最深奥的道理，“我们研制的放宽静安定度全权限三轴四余度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就是为了配合‘猛龙’的静不稳定的设计，解决灵活与稳定这对矛盾。”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当世界战斗机享受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带来的效益时，我国整体技术才刚刚起步，一些飞机设计单位正在寻求国际交流，试图逐步实现原理与方案的探索。“当时对于这套系统的认识，我们还处于既不完全理解其内涵，又没有实现的途径与方法的阶段。”杨伟说：“它不仅在中国是空白，也是世界的前沿技术。”

那是杨伟第一次作为一个主要的负责人之一承担这么重大的项目，“由于国际上对我们的严密封锁，很多的技术探索就像是行走在浩瀚宇宙孤独而绝望的角落，然而，正是这个年轻团队凭借着探索的激情总是将我们一次一次地带出困境。”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查阅、摸透大量技术资料的基础上，杨伟设计出十多种不同的方案，以全新的思路对系统可靠性进行对比分析，攻克了以余度配置、故障检测隔离重构、同步算法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实施了全系统数字仿真和半物理综合试验。

1996年3月，杨伟主持研制的飞控系统地面综合试验设施，俗称“铁鸟”，第一次实现了闭环飞行。这是他人生中难忘的一幕，“当我坐在座舱里，能够把‘铁鸟’像真飞机一样飞起来，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操纵的时候，确实感觉到了一种成就和一种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进行系统综合，还是在系统综合中解决相应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实现的。”

正是这套先进的飞控系统，为确保“猛龙”首飞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我们和国际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不管是从‘望尘莫及’还是到‘望其项背’，我们都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可以坚韧不拔快速奔跑，‘猛龙’与‘枭龙’都是诞生于这样的时期。”杨伟介绍说，“但是，当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接近的时候，要想实现领先则意味着你必须选择正确的技术与应用方向。”

真正的考验

事实上，当时让杨伟在单位出名的并不是因为这套先进的飞控系统，而是民品做得好。“上世纪90年代是我国军工企业日子过得最惨淡的时期，所里很多研究室为了生存甚至做筷子的包装纸，即使只有几分钱的利润也是吸引人的。”杨伟回忆说，“所里为了鼓励职工多挣效益，制定了一套奖励分配机制，挣的效益越多，研究室获得的分配比例就越高。”

1996年，杨伟带领研究室通过技术合作赚了几百万，着实把所里吓了一跳，当时全所一年的奖金也只有100多万。“我真正出名就是因为这件事。”杨伟至今还记得当时职工脸上的笑容。

正当杨伟带领大家热火朝天地搞民品的时候，“猛龙”却在紧张地准备首飞。一天，多年的好朋友、首席试飞员雷强找到他，“我希望在试验现场更多地见到你。”这句话触动了杨伟，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我们存在的意义到底是飞机还是效益？”随后，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研制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