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轰物理学家陈能宽：最短时间搞出原子弹起爆件

两弹突破功勋卓著

1963年，陈能宽被任命为实验部主任和“冷试验”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爆轰物理、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炸药部件和核材料部件研制等任务。

他和大批科研人员响应国家号召，从长城脚下转战青海高原、塞外荒漠，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付出了难以言尽的艰辛努力。多年的科学积累和刻苦钻研，使他们很快进入了爆轰物理的前沿，并逐步开拓了中国的爆轰物理专业。陈能宽率领的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在化工技术、聚合爆轰设计技术、“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和相应实验测试技术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4年2月，陈能宽被任命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这是对他的科研业绩和管理能力的充分认可，同时，也在他的肩上压上了更重的担子。当年的6月6日，进行了预定计划的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成功解决了核试验前一系列内爆物理学与相关的材料与工程问题，为我国首次核试验铺平了道路。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大地颤抖，天空轰鸣，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屹立天地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东方巨响，寰宇皆惊。短暂的兴奋后，陈能宽遵照上级精神，根据科技发展规律，立即率领全院职工致力于三件事：深化认识——原子弹研制的科技总结；扩大战果——原子弹要装备部队；继续攀登——向氢弹研制冲刺。

因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的氢弹研制，既要与法国争先，又要与美、苏比速度，难度相当之大。氢弹研制过程同样也遇到了一系列必须借助实验研究来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又是多次的探索—失败—总结—再探索的过程，又是多少个不眠之夜，在陈能宽的精心指导下，仍然是他率领那支年轻科技队伍艰苦奋战，与理论设计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将关键问题和工程科学问题逐一解决。

1967年6月17日，在祖国大西北上空出现了两个太阳——中国人自力更生研制、设计、制造的氢弹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人仅用了四年的时间，我们不但赶在法国人前面爆炸了氢弹，而且所花的时间是所有核大国中最短的。

只做不说硕果累累

“两弹”突破后，陈能宽继续带领队伍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不仅仅是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而且还善于带领队伍把物理成果转换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换成战斗力。

陈能宽参与了中国大部分核试验的方案制定和组织领导工作。他把视线投向核试验爆炸方式的转变，将核爆炸方式从空爆、地爆逐步转向平洞和竖井试验。每次核试验，都会面临许多新的技术难题，都会使陈能宽和他的研究团队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每一次的成功都来之不易。

要知道，开展一次核试验耗资很大，不夸张地说，很多数据是千金难换。在核武器研制技术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我国是开展实验次数最少的国家，总共只进行了45次核试验。相比起苏联和美国上千次的试验次数，我们只是他们的零头。我国科研人员“一次实验，多方收效”，走出了一条具备中国特色的核武器科技发展道路。而陈能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核武器研制，既是工程规模的物理研究，也是物理深度的工程开发。如何将核试验获得的科学成果转换为手中的武器，是艰苦历程中最鲜为人知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陈能宽就和王淦昌先生共同进行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的探索，开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的研究。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验，陈能宽带领一大批工程师与电子学家，摸索出了一整套冷实验的物理思想、方法、技术途径以及工作制度，对我国的武器定型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核导弹从近程、中程一直延伸到洲际，都采用这种方法来获取定型数据，既确保了沿线居民的绝对安全，又节约了大量的国家资金。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陈能宽不再负责武器型号的爆轰物理实验，分管基础研究等工作。他从另一个层面深入思考核武器研究的深层次问题。这时的陈能宽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我国科技人员在“两弹一星”积累的科学基础上，已经建立了高技术发展的基本条件。面对世界高技术的竞争与挑战，凭借敏锐的学术感知，上世纪80年代初，陈能宽再次抓住了科技发展的脉搏，他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的前期论证工作，并直接参加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纲要的论证起草。

1986年7月，陈能宽被任命为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次年2月，任国家863-410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这一年，他已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