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投资尼加拉瓜运河：私人友谊和军队无关

近一年来，中国商人、信威通信董事长兼总裁王靖，因其大手笔投资而获得国际媒体密集关注。他牵头在尼加拉瓜修建一条计划耗资500亿美元的大运河，并因此成立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HKND集团)，该公司已在去年成功获得大运河100年独家开发及经营管理权。他在去年宣布将在乌克兰合作建设总投资约100亿美元的克里米亚海港及工业园区项目，不过该项目受局势影响而“无限期暂停”。在外界看来，王靖的身份背景是个谜，尽管他本人一再表示自己只是“普通人”，国内外媒体仍猜测不断。日前，《环球时报》记者走进北京的信威大厦，对这位“神秘”商人进行了专访。

与总统儿子的私人友谊无关运河项目

环球时报：据说您和尼加拉瓜总统的儿子是朋友，这对于您拿到运河项目有何影响？

王靖：我和尼加拉瓜总统的儿子是朋友，这是事实，但这么大的项目，你能依赖跟谁是哥们，能把宝押在和谁的私人关系上吗？我们是朋友，而且是好朋友，他希望这个国家脱离贫困，拥有幸福，他的执著让我感动，但我们的友谊与这条运河没有逻辑关系，任何私人感情都无法承载运河这么沉甸甸的项目。

我们在尼加拉瓜这个项目完全是在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法律框架内做的。比如首先有全民公投，公投过了，总统要提建议、议案，接着议会投票，有很多反对派、反对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不是总统下命令就行了。议会多少票赞成、反对、弃权，这需要公开，根据投票再立法，成立相应的行政机构，比如尼加拉瓜运河管理委员会，谁有资格进入这个管理委员会，这些都是在法律框架、基础上操作的。

环球时报：参与运河项目过程中有竞争者吗？

王靖：当然有，不想评价别人，但解决掉了。

环球时报：尼加拉瓜运河项目为什么吸引您去做？

王靖：我想是基于三点。首先，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地球现在需要这个运河的出现，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迫切。人类贸易的需求爆炸性地增长，但海洋贸易的模式有变化吗？路径有变化吗？还是百年前的，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还是巴拿马运河，大部分货轮还是绕经南美洲的合恩角，小部分能走巴拿马运河的船还要排队，有时一两个月，甚至3个月。

第二是谁来干，什么样的团体来做，应该是有大型基础设施经验、投融资能力，有经济、技术、工程、经验等优势的企业。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在经贸繁荣往来的基础上，促进民间友谊交往，这都是符合主旋律的，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看，最有可能的是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公司。第三是，这件事需要有人来做。

环球时报：大运河项目耗资巨大，目前融资情况如何？

王靖：融资情况挺乐观的。我刚从宜昌回来，中国葛洲坝集团和我们刚签完投资协议，可能你们也看过徐工机械的公告，类似这种强强联合、合作还有十多个公告在后面。这十多家公司要深入参与运河项目中，都是有价值的企业，有中央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外国企业，有金融机构、设备制造商、设计工程施工单位。运河是一个产业链，在产业链面，会有业界突出、居领军地位的企业加入。

环球时报：谁在运河项目的融资中占大头？

王靖：都是市场化，你的地位重，份额就大，地位轻，份额就小。当然，我们是最大头，是组织者、主导者，是业主、控股股东，投资中占的比例最大。

“我们不可能是皮包公司”

环球时报：关于克里米亚深水港项目，据说你们也受到一些质疑？

王靖：去年12月5日，我们签了框架协议后，分批派出大量专家。第一批35人，第二批接近90人，包括外国人，法律界如美国律所的，经济金融界的，工程师有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在克里米亚和当时政府座谈，包括当时的克里米亚几乎所有部长，对方提供了很多资料信息，没有人提出任何质疑，后来因为严峻的形势才撤回，这其中没听到任何质疑反对。签约时，我们有当时乌克兰政府所有的授权，有克里米亚政府所有授权。我们和当时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当时克里米亚的总理等在北京都会晤了，如果是皮包公司，我相信是解释不通的。

环球时报：克里米亚深水港项目无限期暂停，尼加拉瓜大运河项目按计划进行中，对比这两个项目，您对满意程度如何打分？

王靖：总体上看，都是在计划中前进。从细节上说，有一些我们当初觉得特别难，但实际上没那么难，也有一些我们觉得挺容易，但实际上没那么容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很满意。尤其运河项目做了快两年了，我们总结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有些地方可能当初考虑得不太周全，有些地方可能有点想当然，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考虑到尼加拉瓜这个国家的特点，一旦发现就马上修正。大运河2019年通船了，将是厚厚的一本经验书，我愿意无偿让所有中国企业来看一看。

环球时报：运河公司目前有多少人？

王靖：运河公司就是为运河而成立的，成立之后邀请全球各个领域的顶尖企业和机构加入，有聘请来工作的，有签订合同委托来做课题研究的。我们作为业主、投资方、发展商对整个项目进行管理，现在尼加拉瓜现场估计有500人，都是科技人员，没有施工人员，我们还没施工。在中国国内，从事这件事、在这里领工资和签约的有600人，包括香港办公室。运河公司总部在香港，但在香港人很少，可能有30个人。香港是个指挥中心、信息中转中心、决策发布中心，我差不多一个半月去一次，早上去晚上回，但天天有电视会议。内地有五六百人。

“不希望成为政治棋子”

环球时报：大运河项目您看重的是长期的过船收费，还是战略意义？

王靖：我们算了算，大概一年能收几十亿美元运河费。但这不是目的，沟通世界创造的价值是巨大的。这是商业行为，必须要盈利，不盈利股东不干，投资者也不会干，但真正的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不会分这么清。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商业价值才能得到保障，因为商业价值得到保障，社会效益才能成功。

在商言商不涉及政治，是为了保护商业，我不希望成为某个政治的棋子，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在造谣了，甚至说某些国家要用武装力量保护这个运河，谣言满天飞，我不愿意做这个棋子，也不可能做这个棋子。

环球时报：对于大运河项目对当地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您做了哪些工作？

王靖：非常具体，我们做了很多模型，包括麦肯锡做了大量模型，社会影响，环境影响，就业、教育、医疗、文化传承、历史都做了大量模型，都是非常积极地在推动当地进步。我们也在用各种方式和当地民众沟通，现在还在进行，省、区、村都在把民众组织起来。

环球时报：运河公司的资金来源是哪里？外电质疑您是不是有特殊背景？

王靖：来源是股东。作为大股东，我个人出资投了不少，最少的月也要七八百万美元，多的一个月需要2000万美元，是我个人的资金。

我没背景，真没有，我不能随便编。我跟政府、军队、共产党以及政治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党员，只是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