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县乡一级很多科员干几十年还当不上科长

原标题：“公务员进进出出是正常现象”

2014年以来，公务员辞职的新闻不时引发公众的关注，不仅因为人数比较多，更是因为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中央“八项规定”逐渐变成常态要求，外界对官员辞职的原因存在遐想，“官不聊生”“公务员日子不好过”等言论充斥网络。不过，在政界、学界人士看来，无论是官员“弃政从商”，还是富家子弟争当公务员，都是正常现象。　

对于公务员辞职的动机，专家们表示除了反腐败营造的职业环境变化外，双轨制改革可能造成的福利减少、收入偏低、晋升机会少等都是重要因素。

公务员辞职潮来临？　

近期温州官员周慧的辞职引发广泛关注，其实他只是今年以来众多辞职公务员中的一个。今年2月，广州萝岗区副区长王建新辞职，当时有消息称其将“跳槽”至央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这也是此前半年内广州第四个离职的处、厅级干部。

而在王建新之前，去年9月，被称为“警界新星”的原广州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任格力电器副总裁。

今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也曾引发关注。而称得上今年以来首例中央部委高官“弃政从商”的，当属前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公司副总裁。

就在今年6月，北京一在基层工作16年的法官张伟也脱下法袍，转型做律师。

“公务员现在能进能出，在职业选择上有很大空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普通公众的唏嘘不同，采访中多位专家认为，公务员辞去公职因素较多，也表明进出渠道顺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再加上公务员群体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

汪玉凯说，所有迹象表明，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汪玉凯还分析，今年辞官的多为年富力强的官员，这些人在其他领域也容易做出成绩。

中央党校理论法学教授林喆，则对公务员辞职现象轻描淡写：“很正常的现象，原因也多样，有的受不了竞争的压力，有的受不了反腐的高压态势，有的是有更好的去处。”她甚至认为，作为职业选择，这不足以公众过度关注。

不过，作为反腐专家，林喆也坦言，公务员辞职与反腐力度加大有一定关系。

据媒体统计，截止到7月21日，今年以来已有2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

“现在有些官员，什么都想要，为官和发财是不兼容的。”林喆说。

在舆论关注周慧等地方官员辞职事件时，很自然地会提及此前我国曾出现的公务员辞职潮。有观点认为，我国曾出现三次公务员辞职潮，分别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

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有观点认为，公务员“下海”，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官本位”观念，为解决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提供了新途径。

1998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全面开始，公务员队伍开始重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但随着这轮精简机构的运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政府权力不但没有收缩，反而扩张较快。“新世纪以来，‘官本位’回潮较严重。”

即便辞官新闻频发且备受关注，但竹立家和林喆都认为，目前的公务员辞职只是个案，还没有迹象表明将出现新一轮辞职潮。

“在国外，1‰到2‰，甚至5‰的公务员辞职率，都是很正常的。”竹立家说。

对此，汪玉凯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有出现新一轮公务员辞职潮的趋势，但又与上世纪90年代的大环境有所差别。“当前对公务员队伍有更加严厉的要求，要求公权力更加公开透明，这会迫使很多公务员权衡自己的发展，也有了更多职业选择。我觉得这是好事，职业分化后再整合，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养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汪玉凯说。

专家：公务员工资横向比较不很低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机关事业单位社保、养老金制度与企业并轨改革信号的传出，这种改革预期为很多公务员离开体制提供了“定心丸”。

“过去有后顾之忧，因为在党政机关，社会保障是机关系统内的，一旦离开机关后，社会保障归零。所以即使发展不顺畅、工作环境不舒服，公务员也不愿意离开机关。“汪玉凯分析。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近几年，辞官的去向多半是转身商界，而薪酬待遇高是绕不开的话题。

此前汪玉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一个部长年薪几十万元，但同级别的国企高管，年薪可能高达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北京基层法官张伟在6月24日自己的微博中，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但基层公务员薪酬低却是老生常谈。

“任何国家的公务员薪酬与经济发展状况应该相一致。总体来讲，我国公务员薪酬在职业间横向比较并不很低，但是基层公务员收入确实较低。竹立家表示：“公务员薪酬改革，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是非常合理的。

国家公务员局的信息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已达到708.9万人，超过90%属于科员及科员以下职务，有60%是在县级以下政府机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此前曾向媒体表示，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高文书介绍，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2008年为第8位，2009年为第9位，2010年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中国薪酬发展报告（2012）”也进一步佐证。2011年，19个行业平均工资增长情况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工资年增长率仅为11%，在19个行业中排名最后，而2010年这一情况亦如此。

报告认为，虽然构成这一行业的各种单位工资决定机制并不相同，但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明确的，即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还是相对偏低的。

县乡级上升渠道狭窄

依据《公务员法》第十六条，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其中，领导职务又分为十层：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据中国社科院博士冯军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如果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处级领导，仕途基本要终止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刚刚辞职的副县长周慧晋升的可能性还很大，但毕竟县乡体系金字塔的顶端位置寥寥，这又意味着，从副县长到县长，甚至更高的领导职级，周慧面临的机会又是不确定的。

“目前我国公务员晋升机制不合理，行政级别越高，机会越多；反之，行政级别越低，机会越少，尤其是县乡一级，上升渠道非常狭窄。很多科员，干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最后连科长都当不上。”汪玉凯说。

在他看来，副县长如果想往正处、地市级领导职位晋升，需要权衡发展空间及晋升难度。

竹立家认为，近几年公务员辞官，最主要的原因也正是对自身发展前景、职业预期的不确定。而晋升机制体制的改革，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公务员晋升机制存在不公平、不公正，晋升不是看重工作能力的好坏，而是看和领导的关系如何。公共组织内部的腐败是比较严重的。”竹立家坦言，晋升要规范化、科学化、常态化，要形成有效的机制。

而在汪玉凯看来，领导职位永远都是稀缺的，工资级别待遇问题不解决，就会导致买官卖官出现。林喆也向记者表示，通过“小动作”获得晋升、“买官卖官”问题频发，会让不少公务员心寒，而迈向体制外。

“公务员晋升机制很不合理，正在做调整，未来不当领导职务的人，通过行政级别来解决待遇，工资级别和行政职务双轨制后，即便当不上县长，但工资可以与县长相当，甚至更多，就能解决‘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问题了，也能稳定大批公务员队伍。”汪玉凯说。

本世纪初，我国不少省份也曾经出现不少高官辞官的案例。2003年，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的辞官曾反响强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坦率地表示，确实对未能“上一个平台”失望，但上不去没关系，可以“换一个平台”。

在围城中的人看来，辞官或许只是换了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