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村民迷信白人带来埃博拉病毒 持刀阻止国际救援

防护服

疫区里的医生们

紫色的椭圆形表示过去和最近的线状病毒活跃的区域（2000 至2005 年刚果共和国和加蓬的边界，最近几年刚果和乌干达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边界）， 红色椭圆形表示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最新爆发地点。

埃博拉病毒的结构

近期，一种名为埃博拉的病毒肆虐西非，造成了至少700多人死亡，全世界严阵以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紧急收紧边境，尤其对从非洲地区回国的游客更是加强健康检测。

这种病毒通过体液传播，人一旦感染，起病非常迅急，起初是发热、极度虚弱，最后因脏器衰竭或低血容量性休克死亡。目前对于这种病毒尚无有效的疫苗或医治手段。

在疫情爆发地几内亚，有村民指责红十字会及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是病毒扩散的罪魁祸首，称“他们所经之处都会有人染病”，有村民甚至用刀指吓以阻止救援人员入村，导致患者得不到救援，或宁愿找巫医治病，结果反令疫情加剧。

一名6月在埃博拉疫区工作的医生写下了日记，记录了自己在疫情重灾区的所在所闻，日记发表在UNC医学院网站上。正如他所说，病毒也许并不可怕，对病毒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

2014年5月28日

各位，

我接到了WHO（世界卫生组织）的命令，明天将要搭乘飞机去盖凯杜省。这个地区位于几内亚西南部，毗邻塞拉利昂和利比亚，也是埃博拉爆发的核心区。

就在两周前，每个人还以为埃博拉疫情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有跟踪观察的事情了。但如今，埃博拉疫情却在多地爆发，席卷了整个国家，并开始侵入塞拉利昂。

盖凯杜省是做隔离区的最安全的地方，因为这里已经建立了达到标准的医疗系统。

之后更多。爱你们所有！

2014年6月1日

各位，

很抱歉邮件发迟了——我们如今真的是困在了这片灌木丛中，水、电和网络都是短缺的。

到处都弥漫着绝望的情绪。很不幸的是，即使无国界医生组织和WHO的医生拼尽了全力，疫情蔓延仍然没有放缓。

我得快速打字，就在刚刚，又来了五个新的病人。估计我很难再有时间多写一点。

疫情蔓延是因为当地居民对治疗团队极不信任，而且疾病没有任何特殊的症状。

出血并发症发生率只有50%到60%，很多病人的症状都是温和的（出血性腹泻和吐血）。这和我们在书中电影里看到的有点不一样，不过我怀疑早前对疾病的描述是来自未经治疗的晚期病例。

隔离区的设置有两个目的：一，把病人隔离起来以防止大规模传染，二，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提供治疗。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医疗资源极为有限。我的工作是对急救护理提供临床指导，我们工作时会穿着PPE，也就是个人防护设备。

个人防护设备包括手术服、一副橡胶手套和一双橡胶鞋，无渗透的衣服，外面罩着一条防渗的长围裙。一个面罩盖住嘴巴，带上护目镜，防渗透帽子——全副武装。这里气温30°，湿度大于90%。

我一天的工作从早晨7:30开始。最后一趟车离开时大约是晚上9、10点，我不得不自己再叫辆车回旅馆。Fantou Rose旅馆缺水断电，但这里还有一个迷你冰箱和电视，不能用，估计一直也就没人用过。

但在一天流掉8公升汗之后，没什么比洗个澡更享受的了。

最难熬的是没法和Leah和孩子们说话。我爱你们，会很快给你们打电话的。

祝好，

2014年6月2日

今天是个很糟糕的日子——我在5月30日接收的两个病人中的一个去世了。我走进他的房间，他半裸着躺在地上，到处都是他呕吐、排泄出的血污。我把他推回床上，帮他擦了身子，给他换了干净衣物。然后，他就死了。

这个只有27岁的年轻人原先很健壮，但死前却无此无助。他的妹妹就在隔壁，但也活不了多久了。全屋子的病人都在看着同伴们死去，他们大多数都互相认识，或是家庭成员，或是邻居。绝望让人窒息。我电脑没电了。不好意思，将来再多写点。

爱你们

2014年6月3日

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欣喜与悲伤。有两个病人情况有所好转。其中一个年轻人开始帮助我们鼓励周围的病人，让他们多喝水，继续坚持。这相当让人欣慰。另一个是年纪稍大一点的，据说他只有35岁，可他看起来已经85了，每次我走进他的房间，他都好像在做健美操，这与外界对隔离区的描述差别很大。

然而不幸的事也在发生。我们有一个18岁的女病人，她感染了埃博拉和疟疾，但她还怀有5个月的身孕。她有个艰难的18岁——怀孕，感染了病毒，还患有疟疾，待在隔离区里，每天只能见到穿着“太空服”的人。更不幸的是，她开始宫缩，我们一整晚都在帮她接生。她在早晨生下了一个早产儿。

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些催产剂，但是她大出血。没有多余的血浆，也没有家庭成员能给她供血。我们一直在试图抢救，但毫无作用。

MSF团队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和三名当地的医生一起工作。一两个病人有好转的迹象，都会激励我们继续努力。我希望我们可以完全治愈那个男人，这对他，对我们，对所有病人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昨天，我去隔离区时，口袋里放着一个温度计，以测量我这套装备里的维度——46°。但我们每次要穿上1-2个小时，一天2-3次。当你穿上的时候，会热的几乎没了知觉。

今天盖凯杜省的医疗团队和利比亚、塞拉利昂的团队开了场大会。晚上我和WHO传染病专家交流，但没有什么好消息。每一天，一个村庄就会有10-15名新的死亡病例。不过，把病人与高危病因联系在一起，试图找到传播途径并控制疫情，确实是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现在很开心，健康，想念我的孩子们和Leah。

2014年6月4日

埃博拉如此可怕，除了人们死时的惨状，还因为它会感染整个家庭。那个18岁的孕妇已经去世了，虽然我们使用了催产素，还进行了子宫按摩，她还是因为大出血去世了。

我们通知了她的丈夫，他回答说“ma vie est fini（我的一生都完了）。”埃博拉带走了他的母亲，他的岳母，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当疾病杀死了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病情会急转直下。类似的，上周有个女人死了，她的母亲原先正在好转，很快也跟着去了。没有什么比带着丧子悲痛而死去更糟糕的了。

但仍有希望。有一个年纪大的男人，每次我走进他房间，他都会开始做操，证明他确实好转。我只能对他微笑。另一个年轻人也开始好转，我任命他做他们病房的队长。他很胜任这个角色，积极帮助其他病人，鼓励他们多喝水，并帮我们做翻译。

这里的人们生活完全不能与发达国家的相比，但他们却很幸福，他们对我们也非常热情。

我在这里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医生了。除了医治他们，我还打扫卫生，帮助他们洗澡，喂他们吃饭，换输液管，还教课。我很为之自豪。

2014年6月7日

埃博拉病毒通过液体传播，包括汗液、精液、眼泪、唾液等。

很多人被检测出阳性，都是去参加了他们病死的亲人的葬礼，他们会直接接触病人的尸体，包括清洗尸体，甚至在停尸房里吃东西。而感染埃博拉病毒而亡的人，尸体仍然在分泌液体。在乌干达，他们会在人死后用毯子包裹尸体，吸干尸体分泌的液体，这种习俗加快了病毒传播的速度。

感染的孕妇更危险，因为她们每周都要去产婆那里做检查，但产婆并没有必要的防护措施。这个产婆会把病毒传染给她见到的每一个孕妇。不幸的是，如今还没有孕妇存活的案例，我们这里也不例外。更糟糕的是，我们接收了一位已经感染的产婆，但她在过去的几周里一直都在工作。这是个很残酷的事，一个原本帮助别人的人，如今却成了病毒传播的中转站。

医院内传播的可能性和埃博拉极高的致死率，加剧了当地人对医疗队的不信任。我们把他们还没有显现出病症的亲人带走，还给他们的却是一个密封的尸袋。谣言开始四溢，说白人带来了埃博拉病毒。（而另一名无国界医生Jagatic医生也提到，在这些对于伊波拉病毒非常敏感的高危区，当医生们穿着“太空服”进入村庄喷洒消毒药物时，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在传播埃博拉病毒而不是在与之抗争。）这给复诊造成了很大的阻碍，然而不复诊，带来的是更多的死亡，而高死亡率也加剧了谣言，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治好，然后送他们回家。

昨天，我们有两名病人治愈出院。当他们走出病房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鼓掌欢呼，让人格外动容。今天，我们可能又有一名治愈的病人，我正在等待她的检查结果。

卡车运来了一名病的很重的妇女和孩子，待会再写。

2014年6月8日

随着我离开的日子临近，我不由得产生一些愧疚感——愧疚于我不能做的更多、更好、更快。但我觉得愧疚感更多是因为，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但病人们不行。昨晚，我们接收了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和他的母亲一起被送来。他们被锁在屋里四天，因为他们发病了。不幸的是，耽误就医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他的母亲去世了。这个9岁的男孩坐在她母亲的尸体旁，如今，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隔离区里。

他的父亲和兄弟们走了25公里来到隔离区，他们的村子已经将他们驱逐出去，并称他的父亲也有了症状。MSF团队派了辆车接他们，但他的父亲拒绝了。

幸运的是，另外3个孩子没有出现症状。但我担心的是，当那个父亲徒步走了25公里，一个孩子被他背在背上，病毒很有可能已经通过汗液传播了。

当9岁的男孩被送到隔离区时，他的脉搏很微弱。他的衣服很脏，于是我们给他换了件新衣服，我让他笑一笑，在那个笑容里，我好像看到了希望。

感染了埃博拉，你不可能死得很安详。你的朋友、家人都不在身边，你只能被这些白大褂照顾。这些人死的时候，都很孤独痛苦，他们看不到人们的脸，甚至不知道家人是否在身边。我在美国看到的所有讣告都有这样一句话“家人陪伴在床边，他们安详的去了。”

我没能给这个小男孩写下这句话，那天晚上，他就离开了人世，虽然他的笑容曾经让我感受到希望。在寂静的黑暗中，他躺在病房的地板上，因病痛大量呕血。

我只能想象他最后的日子——被恐惧的家人和邻居锁在屋子里，在卡车的后车厢里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在自己面前死去，被穿着“太空服”的外国人放在隔离区里，最后一个人孤零零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没有更先进的手段去拯救更多的人。当疫情得到控制，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反思，但现在，我们还有更多的病人需要帮助。

2014年6月10日

我刚刚结束了两个小时的卡车之旅。现在的我，在尝试回忆这过去的三周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这是WHO第一次特意派送特殊急救护理的临床医生到这个地方，尝试去提高重症垂危的病人临床护理水平。他们曾经派来了无数的医师，包括流行病学家，人类学家、感染控制和预防专家，这些专家也为提供护理和控制疾病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这次派遣急救护理专家却是比较新的尝试。我觉得这次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希望，我们也有很多收获：

1. 埃博拉造成的死亡，可以通过早期积极的紧急护理减少。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需要，进行持久的，对于治疗方法的重新评估和调整。

其次，因为疫苗和抗病毒药物还需要时间研究发明，积极化的支持性疗法现在还是可以实施的。由于增加的诊所量所减少的死亡率，增强了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并且可在病人感染早期就检测出来，从而减少传染可能性。

2. 人们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惧，其实和病毒本身一样可怕。这在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人的临床治疗中是个极大阻碍。对我来说，这个任务最难的部分是从日内瓦去往几内亚的前一周。我被病毒的传闻吓到了（百分之九十的死亡率，身体的每一个孔都在流血，病毒屠戮了整个村子等等）。但其实，埃博拉病毒确实极具传染性，但有出血性并发症的概率只有50%-60%，并且如果接受积极的临床治疗，还是有一定的存活可能性。

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征募医疗人员和追踪接触者是最关键的两部分。恐惧会对这两部分工作产生极大的阻碍。病人们对于隔离区持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片面的：朋友和家人只是因为很常规的腹泻或呕吐症状被送到了医院，回来的时候却是标有严禁触摸的袋子和装在袋子里的尸体。

另外，试图征召一个医生来一个资源匮乏的地方，对抗这种等同于死神的病毒，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根据事实数据和我们的经验，病毒的传播是可以通过有效手段进行控制的。

我曾经对Rob Fowler说道：“你要是不赶快把我送上医院，我很有可能就不干了。”那个时候的我，对自己能够做到多少感到很焦虑，也担心自己的安全，担心可能会给家庭带来危险。但现在看来，搭上那架飞机，完成这项任务，是我在职业生涯中做过的最困难的，也是最棒的一次决定。

破除谣言，提供强化的医学临床支持，会让病人一有预兆就及时就医，也会让更多的医疗工作者加入治疗的工作中。

3. 结构组织和灵活性的结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各种健康护理中心不仅可以担任一起工作的重任，并且非常清楚团结合作的力量远大于单兵行动。无国界医生组织和WHO都是能力非常强的医疗组织，如果一起合作，成果非常显著。

如果没有无国界医生组织，我不会有机会去单独关注病人护理；如果没有世界卫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可能也会做到如此优秀的临床护理，但不会从这么多专家那里得益甚多。组织的和地区的协同合作尤为重要。

这次疫情爆发的地点有地缘政治意义。我很担心，病毒可能会传播的更广。我既为这次的急救护理为埃博拉病毒的抑制产生的成果感到高兴，同时也为在还有未完成使命的时候，即将离开这片土地感到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