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反腐很累 王岐山在我眼里是英雄

朱元璋的酷刑

为了保证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放松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管——商代会对腐败官员处以墨刑；春秋战国时期，有了专门负责监管腐败的官吏；秦代刑罚更严，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刺字；汉代有了官员回避制度，汉武帝还对知情不报的官吏实行连坐；至唐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出巡，刺史赵元楷因大肆铺张接驾，被太宗怒斥是学隋炀帝的亡国习气，活活被吓死了；宋代文人地位较高，依祖训不得诛杀，但官吏贪赃仍被定为不赦之罪……

最严酷的刑罚出现在朱元璋时期。二月河说：“朱元璋是赤贫出身，要饭起家，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对官吏腐败的仇恨程度已经到了‘变态地步’。他在全国各地培养专门的剥皮手、设立剥皮井，规定官员贪污到60两，就要被剥皮，然后倒吊起来，在剥皮井里面风干，以警示世人。”

朱元璋的反腐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几桩大案，死者数万人。再往后，甚至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有些衙门的官吏快被杀光了，朱元璋不得不让一些有罪官吏先戴着刑具回衙门办公。当时的一些刑罚，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挑筋、挑膝盖、断手、抽肠、枭首、凌迟……可各种酷刑用尽，贪腐案的卷宗照样堆积如山。朱元璋临终前只能感叹：“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又来一批，如之奈何。”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官贪政腐的顽疾不可能得到根治，这是封建专制统治难以克服的弊端。当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的机会遍地都是。

百年治贪的得失

因为《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这3部作品，二月河被称为“帝王作家”。他写这3个帝王，至少有一半的篇幅在写吏治、写治贪、写反腐。几百万字写下来，二月河发现，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整肃贪污的出发点有公有私，态度有宽有严，结果也就有得有失。

康熙的困惑

在清代，要做个清官是极难的。康熙早期曾经狠抓吏治，“察吏以安民”“大臣法则小臣廉”等观念在吏治实践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康熙大帝》第二卷中，二月河用专门的章节描述了“治贪官圣君矫如龙”的精彩情节：隆冬时节，微服私访的康熙来到永定河大堤上，遇到一名官员不顾众人反对，逼迫民夫们踏着冰冷的江水挖河堤。在场众人中，唯有固安县令杨么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一旁观察许久的康熙忍不住拍手叫好，却引来这名官员及随从预备暴力相向。情急之下，康熙命身边陪同人员将这名恶徒当场打死，并公开身份，对杨么大加赞赏。一番作为，让河滩上欢声雷动，众人齐声高叫：“万岁圣明！”

然而，嫉恶如仇的康熙始终没有对贪官采用重刑，且越到后期越讲究宽仁：“治国宜宽，宽则得众，倘若吹毛求疵，则无人可用，天下岂有完人？”在这种思想下，贪腐现象在康熙晚年愈演愈烈。

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认为，面对登峰造极的贪腐行为，康熙皇帝已不大相信有纯粹的清官存在了。一次，康熙与大臣们谈到当时几个著名的廉吏，把每个人都质疑了一番：曾任湖南巡抚的赵申乔，因为把全省官员参了个遍，被康熙怀疑“怎么别人都贪，就你干净”；另一位清官张伯行喜欢刻书，而当时刻一部书要花费千金，康熙怀疑这些钱来源不正……

既然认为天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清官，康熙的治吏力度逐渐缩小，最后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的程度，对封疆大吏更是能忍就忍。曾任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祖父曹寅，向康熙反映地方官吏的贪腐行为，建议进行改革，康熙却表示：“银钱无多，何苦积害。”

宽纵之下，再完备的法典也形同虚设。王跃文曾总结：依清初朝廷规定，官员不得同商户往来，凡向富户借银一千两者论斩。但事实上，这规定从来都没有做到过。清代京官外放，必须送银子给在京的老同僚们，方便日后有事得到关照，这份礼叫“别敬”；冬天来了，还得给京官送银子，叫“炭敬”；夏天来了，也得给京官送银子，叫“冰敬”。“三敬”之外还有寿礼、灯节、妆敬等诸多名目。清代京官比较穷，外任时拿不出银子送“别敬”，就得向钱庄或富户借贷。借钱出去做官，等做了官，哪有不连本带息捞回来的道理？

积重难返之下，晚年的康熙认定，官员的贪污意识不可能彻底清除，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治。二月河认为，这其中有一定的正确性：“贪婪是人的本性，贪腐是社会病，控制一下才能好一点。从这个层面来说，没有根治腐败的手段。所以得不停地治吏。”

雍正的养廉银

在康熙、雍正、乾隆中间，雍正是抓吏治最严、也最有成效的一个。“雍正出台的四大制度，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密折监督，都遏制了官场的腐败风气。大小官吏的利益因此受损严重，他们的怨气很大。为了有所弥补，雍正又出台了官员的养廉银制度，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高薪养廉。”不过，二月河并不认同这一制度。他认为，和前几项改革相反，养廉银对反腐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谈到这个问题：高薪不能养廉。宋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历史上，宋代的官员工资最高，官员收入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高薪养出了什么呢？养出了文恬武嬉！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工资高了嘛，谁都不愿意为国家吃点苦、干点事，更别说为国家捐躯了。最后把政治军事搞得一团糟。

“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包拯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是650万元。650万元只养出一个清廉的包公，更多的是养出高俅、秦桧之徒，养出一帮逼着人们上梁山的贪官污吏。

“现在，普通公务员工作稳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足以养家糊口。所以，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再追求高薪养廉，公务员队伍会变成什么情况？他们本来就有很多隐性收入、软收入、灰色收入，如果国家还用高薪去迎合那些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人，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追逐将更疯狂，会花更大代价去走后门、贿赂官员。何况工资再高，也无法与贪污受贿的数额相提并论。对于贪欲无穷的人来说，给多高的薪水都是不够的。”

乾隆的权术

到了乾隆那儿，反腐逐渐成为帝王权术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控制臣子，乾隆有时甚至故意让官员腐败——没有污点的人不能用，当脑后的小辫子被皇帝抓在手里，臣下只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的所谓治贪，常常只是出于威慑的目的，并不动真格。在《乾隆皇帝》的后半部分，二月河花费大量笔墨，写和珅发迹、发狂的过程。乾隆的庇护、和珅的贪婪无度，通过他的笔触跃然纸上。

乾隆后期治贪的原则是“常流水，不断线”。平均一两年办一个相当于省部级的督抚，再办一批“县处级”官吏，而且，追究时不能查得太严，有松有紧，紧的时候要从重、从快、从严，松的时候要从轻、从慢、从宽，“只拉弓，不放箭”。

乾隆这种把反腐当做权术的态度，严重影响了肃贪的效果。历史作家张宏杰曾总结过，乾隆中后期的吏治腐败呈现出3大特点：一是涉案数额变大，案件增多。官员贪污数额从数万到数十万两白银不等。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仅一个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款24万两白银。

二是腐败官员向高层发展，且数量越来越多。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各级无一幸免。乾隆在位的后20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20多人。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三是“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官员们对腐败不仅习以为常，而且不以为耻。权力寻租明码标价，所有人心照不宣。在这种环境下，清官反而没有立足之地，不行贿受贿、不懂潜规则，在官场根本无法生存。不贪污纳贿，就无法建立和操纵关系网，更谈不上建功立业。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成了做官的最高境界。偶有败露，常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到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5起贪污大案，涉案人员众多，“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到了乾隆晚年，一方面，他几下江南，穷奢极欲，等于带头腐败。另一方面，人口激增、经济总量膨胀、贸易顺差等盛世表象，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切已积重难返。

正因如此，二月河把自己的3部作品命名为“落霞三部曲”。在他看来，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开创的康乾盛世，支撑起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时期。尽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达到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但腐败暴露出这个王朝真正的走向。“当我们看着太阳落山时，满天的彩霞绚丽、迷人，但它们不能持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延伸阅读：二月河小传

在河南省南阳市的市委大院里，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院落。外面是窄巷、砖墙、爬山虎，里面是小楼、水池、藤萝架。一楼会客的房间很大，只是略显凌乱，几乎没有任何装修。一切都透出上世纪80年代的气息。

这是著名作家二月河的家。2014年5月末，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前去采访时，正赶上他的哮喘病犯了。采访开始前，二月河喝下妻子递给他的一碗药汤。但除了沙哑粗重的声音外，他并不像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

书虫子

二月河的哮喘病是在山西大同落下的。那时他是个工程兵，名字还叫做凌解放。从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枪林弹雨的1945年。

那年11月3日，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正在开会，有人进来报告说，县武委会主任凌尔文和妇联主席马翠兰得了个儿子。大家欢欣鼓舞，给这个新生的婴儿起了个颇有特色的名字：凌解放。

名字的寓意在接下来的4年里果然实现了。随着战事的变化，凌解放跟着父母辗转河南各地。解放军占领南阳后，凌尔文和马翠兰分别留任邓县武装部政委和法院副院长。

父母工作很忙，儿时的凌解放常被独自留在家里，或寄宿亲友、同学家。他不受拘束的性格从小就表现得很明显——上课从来都坐不住，字写得缺胳膊少腿，放了学就跑到河边摸鱼抓螃蟹。不过，他对看小说很有耐心，大部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都读完了。那时他并没打算当个作家，只是幻想着有一天能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机会确实来了。1968年，在被红卫兵连续抄了3次家后，高中毕业的凌解放参军去了山西太原，成了一名工程兵。他脑子里装着“将军梦”，干的却是打坑道、挖煤窑的工作，天天在地洞里钻来钻去。

1968年，凌解放跟着部队到达大同时，当地已经开始下雪。“煤井下面是恒温，不管冬天夏天都是16度，但井上很冷，零下二三十度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井上井下温差能达到四五十度。我那时年轻，不懂得保养，在井下累出一身汗，打着赤膊在风筒里吹凉，穿上潮湿的棉衣回到井上，又冻得直打哆嗦。”二月河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自己就这样得了气管炎。年轻时，他一度以为已经痊愈，没想到年老了，病又找回来了。以前写书时，咳得厉害了甚至会吐血。

对抽烟的喜好，也是在大同养成的。煤井下面很危险，晚上坐在煤井下休息时，听到煤柱子被压得咯吱乱响，很吓人。“大家商量着，觉得应该有一个和生命同步消耗的东西，开始从每个月6块钱的津贴里拿出钱来买烟抽。”

尽管条件艰苦，但凌解放没忘了看书。半夜里，他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毛主席著作。地上的报纸，甚至一片台历，他也要捡起来看看。就这样，他被调到团里当了通讯员，负责办黑板报，一篇通讯还上了《解放军报》。部队换防辽宁时，为轻装和“破四旧”，要把书全烧了。凌解放偷偷从火堆里扒出《辞海》《莱蒙托夫诗选》。后来，他干脆到驻地农村找书。《二十四史》成为他的日常读物。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聊斋志异》，因为别人追着要，他连夜抄了半本。

帝王传

1978年，凌解放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了干事。当每天的工作变成打开水、拿报纸、接电话、喝茶看报，他又坐不住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一直热爱的《红楼梦》。

1980年，他将得意之作《史湘云是“禄蠹（音同度，意为蛀虫）”吗？》寄到有关刊物，却石沉大海。一气之下，他把稿子寄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冯其庸看过文章后，很赏识这个年轻人，鼓励他用这种风格写小说。凌解放就此开始文学创作，但最初几部作品都被退稿。直到1982年，已是中国红学会会员的凌解放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听到有学者感叹没有文学作品表现康熙的文治武功，37岁的他当即表态：“我来写！”

经过两年的准备，1984年，二月河走上了“帝王小说”写作之路。“刚开始写《康熙大帝》时，我们全家住在29平方米的房子里。我把所有资料捆成一捆放在床下，在地上铺张报纸，匍匐着钻到床底下，一点一点地查资料。”他回忆说，因为自幼对冰雪消融时的黄河印象很深，《康熙大帝》第一部定稿时，自己便以“二月河”作为笔名。

《红楼梦》对二月河写作的影响很大。初中后期和整个高中时期，他曾将《红楼梦》读了五六遍，之后又陆续读了10来遍。写“帝王系列”时，考虑到书中的时代和《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差不多，二月河觉得语言特色也应该跟着红楼梦走。书写出来，很多人以为二月河是清代人。

1988年，4卷共160多万字的《康熙大帝》完稿。第一卷《夺宫》出版后引起轰动，香港、台湾相继推出繁体竖排版。1989年，《康熙大帝》获河南省优秀图书奖。1990年至1992年，二月河又创作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多万字。1998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引起全国热议。1994年至1996年，二月河写完了《乾隆皇帝》前3卷共130余万字。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政治长卷。

历史观

随着作品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争议声也不绝于耳。其中一种说法是，二月河在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

“第一本书出来后的第二个月，就有报纸用了一整版篇幅，以通栏标题《二月河的唯皇史观》对我进行批评。这在当时是作为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提出来的。”二月河有点紧张，就给冯其庸写了封信，说不知这件事是否有什么背景。冯其庸写了一幅字寄给他：“浊浪排空君莫怕，老夫看惯海潮生。”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写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只要作品里有地主，就一定是坏蛋。人们现在衡量我的作品，有时还是会沿用这样的模式：康熙是人民的敌人，是反动阶级，你为什么要歌颂？”

二月河告诉记者，自己判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主要看3点：第一，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没有贡献。“我不管你什么出身，做出贡献的我就歌颂，反之就批判。”第二，在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有没有贡献。“不管什么出身，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想办法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点，我认为就是好人。反之我都觉得不是好人。”第三，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等方面有没有贡献。“蔡伦、郑和是宦官，毕昇是平民，司马迁是残疾人，黄道婆是道士……不管什么出身，只要在历史上做过好事的，我就歌颂。”在二月河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不同时期的观点不是恒定的。抗战时期就不讲成分，只要抗战就是好人，成分再好但成了汉奸也要照打不误。土改的时候，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如果这个时候你反对，也是错误的。”对于批评，二月河很少反驳，而是希望人们在慢慢的认知过程中进行选择，可以维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和平地探讨。“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是个多元体，允许你说话，也得允许别人说话。大家都能把话讲出来才是一个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