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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维族家庭的生活:不去讲经班遭亲戚排斥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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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兄妹都不会念《古兰经》。每到寒暑假,妈妈就想把我们送到阿訇或者伊玛目办的讲经班,但父亲坚决反对。

2010年库尔班江(左三)和父母及其大外甥

“巴扎”,系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它遍布新疆城乡。在南疆维吾尔人聚居地区,差不多每个乡镇、交通路口,都有巴扎。新疆因地处丝绸之路这条中西贸易通道的中段,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人具有重商,崇商,经商的传统。新疆各地的巴扎,就是他们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

库尔班江·赛买提:1982年生于新疆和田,维吾尔族。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自由摄影师、摄像师、独立策展人。纪录片作品有《森林之歌》、《好运北京》、《岁月山河》、《舌尖上的中国Ⅱ》、《时尚圈》、《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时·光》、《汶川生者一年间》

原标题: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库尔班江一家的“开放年代”

口述/库尔班江·赛买提 采访整理/《凤凰周刊》 张弛

核心提示:《凤凰周刊》封面故事《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通过一个传统和田维吾尔族家庭30多年来在和田、内地的经历和感受,试图令读者更多地了解维吾尔族人的经历和内心。文章的口述者库尔班江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谈到因为兄妹几个不去讲经班,全家人受到了亲戚的排斥。

上世纪80年代起,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走出新疆,频繁进入内地。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宗教、民族的观念,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

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对宗教、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

以下全文独家曝光

绿洲城市和田是中国最西部的城市之一,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之中。和田距离北京超过4000公里,距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也超过1000公里。过于遥远的距离使得和田人看外面,尤其是口内(新疆方言,内地),以及口内人看和田,都极度困难。即使今日互联网高度发达,陌生感、误解和疑惑依然充斥心间。

而近年来在和田发生的几次极端暴力事件,以及一些被披露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不时出现施暴者和田籍贯的信息,令和田被动地成为口内人颇为关注,些许恐惧,希望了解,却又所知甚少的地方。

作为传统维吾尔族居所,和田是否受到全球宗教保守主义的影响?和田的维吾尔族社会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形?当和田人来到口内,会是怎样的经历、遭遇和内心感受?而走出去的和田人,回到故乡后,又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和矛盾?尤其是,与口内人同样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的现代化,同样面临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和信息化社会的急遽转型,和田人的经历是怎么样的?所有这些,都是大多数公众茫然无知的。

本文无意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但通过一个传统和田维吾尔族家庭30多年来在和田、口内多地的经历和感受,通过主人公库尔班江用新疆风味汉语的喃喃自语,试图令读者更多一点地了解维吾尔族人的经历和内心。

上世纪80年代起,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开始走出新疆,频繁进入口内。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宗教、民族的观念,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老大(库尔班江)在北京拍摄纪录片,二女儿在和田从事汉语教育,三儿子在深圳做玉石生意,四儿子在深圳影楼工作。

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对宗教、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

最近关于新疆的事情特别多,我特别难受。这种难受劲儿没法用语言表达,新疆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成为热门话题。

3月1日昆明暴恐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跟朋友在外边吃饭,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一看昆明出了事,我心里就开始不安,一直盯着手机看新闻,越看越不安,因为有人提到行凶者穿着黑衣。我有70%的预判,这件事与新疆有关。等后来消息确认,我整个人都瘫痪了,在家里待了一天,什么都不想干,哪里都不想去。这种感觉,2009年“七五事件”的时候有过,但这次更恐慌。怎么说呢,发生在新疆,对很多人来说毕竟是很遥远的,但这次是昆明,就像在家门口一样。我想,这对于内地普通民众的影响更大。

3月2日那天,我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以前从来没有过,我心情更不好了。对方倒是没说什么,也很客气。问我:你要继续待在北京吗,有要回新疆的打算吗?我说,老婆孩子、房子都在北京,我打算一直待在这儿。他们就把电话挂了。我给周边的一些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影响。一个朋友,是个女孩,派出所的直接去了她的住所,说是安全检查,把她吓坏了。派出所的走了以后,她很害怕,就给房东打电话。房东说,我知道,他们也给我打了电话。后来房东又说,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什么都别想,好好工作,外出注意。我朋友感动得直掉眼泪。

然后就是马航的事,先是说飞机上有一个新疆人,于是有了各种猜测。那个人恰好是我的朋友,一个画家,我赶紧把他的一些信息发到网上,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接着长沙又出了事(编者注:3月14日,长沙两名新疆籍商贩因纠纷互殴,4名无辜市民被殃及身亡。两名商贩,一人互殴中被砍死,另一人被警方当场击毙),网上再次对新疆人骂声一片,但这一次,我任何消息都没有发,这和内地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没什么本质不同。昆明的事情是恐怖袭击,长沙的是刑事案件,这两件事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新疆人的形象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要实实在在做点事情,让外界了解新疆,了解新疆人:其实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只是为了过好日子。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拍摄纪录片,但可以用图片来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从3月3日起,我就一个个地联系在北京的新疆人,各个民族都有,拍照片、写故事。现在我已经拍了差不多30个人,有打馕的,卖烤肉的,在医院、科研单位、传媒行业工作的,还有设计师。希望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众知道普通的新疆人是什么样的,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同样,我也要说出我自己和家人的故事。一个和田的维吾尔族家庭,经历了怎样不同的改革开放年代,以及在内地过着怎样不同的生活。

“库爸三迁”

和田是新疆非常传统的维吾尔族地区,但我们家与其他家庭有些不一样。我们家四个孩子,三个不在新疆工作和生活。老三继承了家族的生意,在深圳开玉器店,老四在深圳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做后期处理。只有妹妹在和田当汉语老师。

在南疆,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家庭。这归功于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父亲。他喜欢跟别人聊天,尊重有学问的人,不断学习。父亲是阿图什人,不论经商理念,还是做人做事的方式,都跟一般的玉石商人不一样。

大概在1984年前后,刚改革开放不久,我父亲做玉石生意,开始频繁往内地跑,眼界变得开阔。回来后,经常给我们讲他遇到的人和事。

父亲说,你们是男孩,一定要出去。他经常对亲戚朋友们说,三个儿子,我一定要把他们都赶出和田。他真的做到了。我觉得父亲的包容性、对一些事情的理解,真的超过很多干部。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包括对宗教的看法,跟和田别的维吾尔族家庭都不一样。

我小时候家境很好,在和田数一数二。父亲没有上过学,母亲也一样,都是地道的农民。但父亲坚持要我们上学。他经常说,自己就是没读过书,吃过很多苦。如果他没钱了,哪怕卖掉裤子,也要供我们上学。了解南疆的人都知道,在和田那个地方,又是传统的维吾尔族农民家庭,这非常难得。

小时候,我们兄妹都不会念《古兰经》。每到寒暑假,妈妈就想把我们送到阿訇或者伊玛目(伊斯兰教教职称谓)办的讲经班,但父亲坚决反对。这件事上,他们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

我父亲认为,孩子还小,等长大后自己有了感悟,再让他们自己选择也不迟。但我妈担心,如果不去学经,以后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异教徒”,不被当地社会接纳。我爸说,所有的罪恶,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小的时候,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慢慢地,特别是这几年,和田的宗教氛围更保守、环境更恶劣,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伟大了。

我父亲讲的故事,几乎都跟教育、知识、上学有关,几乎没听他说过谁赚了多少钱、生意做到多大。有一次从广州到上海的飞机上,他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是个教师。她有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工作。父亲很有感触,回来跟我们说了好几次。

1996年左右,很多台湾人经香港转道上海,将和田玉贩卖到台湾。据说当年在上海,第一个把和田玉卖到一公斤一万元的就是我父亲。父亲给我们讲一个台湾客户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大儿子不爱上学,还乱花钱,在学校里开最好的车,那个人就把大儿子赶出家门。他说,这是要做给另外两个孩子看,否则三个孩子就都毁了。

父亲讲的这些故事,无意中给我们灌输了一些观念。他经常说,肚子里面没有墨,你怎么能写出字来?其实具体的学习方面,他很少管,从来不给我们压力。父亲不识字,也不知道我们成绩怎样,他只是不停地搬家,给我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

汉族有个故事叫“孟母三迁”,小时候我们也搬过三次家,每次都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但当时我没听过这个故事。第一个家很大,是姥姥留下的房子,从住的地方走到大门需要15分钟,要穿过一片森林。但周边环境很杂乱,住的是生意人,家里的小孩都不上学。后来搬到一个监狱旁边,环境倒是很安静,只有三家人,但小孩也很少,没有人跟我们玩。住了两年多时间,就又搬家了。这次是一个小两层,周围住的都是干部,一出门,就是和田市一个退休市长的房子。

到那里后,我们不逃学了,学习也变好了,因为周围的小孩都在上学。住我家对面的是一个医生,老婆在银行工作,四个孩子,最大的在天津上大学,两个女儿是“民考汉”,还有一个儿子学的是音乐,我们就跟他们一起玩。当时,我的汉语还是不好。和田那个环境,学汉语真的太难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人口比例约为96.4%)。一直到1998年我上初中,我还只认识“我、你、他、爱”这几个字。因为喜欢邻居家那个学汉语的维吾尔族女孩,想给她写信,初三时我第一次动笔写汉字,写的是“我爱你”。

为了我们的学习,母亲付出的代价特别大。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有时几个月都没有消息。记得我六七岁那年,父亲一年多没有回家,妈妈推着车子在街上卖水果。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刻,冬天下着雪,特别冷,妈妈穿着一件宽大的皮衣,抱着老三在街边摆摊卖苹果。很多人对母亲说,让你大儿子帮忙不行吗?那个时候,没有义务教育的概念,和田很多家庭都是让孩子给大人当帮手,但是妈妈没有。

因为我们兄妹几个没去过讲经班,妈妈现在快60岁的人了,她的兄妹至今都不跟她来往。即使偶尔见面,也是刺激她,“你看,跟你们家孩子说话,需要请一个翻译”。意思是,你的孩子都是“汉族人”。其实我们维语都很流利,交流根本没有问题。我们也被亲戚排斥在外,妈妈的家族中,30多个表兄妹从小都不跟我们玩,说我们是“卡菲尔”(异教徒)。母亲特别痛苦,父亲也特别难受。

其实,我父母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斋月时封斋,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对普通人来说,宗教是向善和励志的。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信仰也与生俱来,我们成人之后,才了解父亲的苦心。学习科学、文化,掌握知识,见过了世面,才能更好地理解宗教,才能把学过的东西和背诵的条文变成智慧。

朝觐的波折

现在母亲的最大心愿,是去麦加“朝觐”。因为沙特每年给中国的朝觐指标有限,新疆特别是和田要去的穆斯林人数太多,四年前她就开始排队申请,但最近村里干部告诉她,她可能去不成了。

“朝觐”是穆斯林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功修。以前我们家有钱的时候,去麦加很容易,当时指标也没这么紧张,但我父母的想法,是首先要把4个孩子培养成人,然后才会考虑去朝觐。在和田,这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我父亲的观点,朝觐不过是最近和田的一种时髦。他一直认为,安拉就在我心里,麦加就在我身边。作为穆斯林,首先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如果有多余的钱,就供贫困的小孩上学,再有钱,可以去修路架桥。反正无论做什么,安拉都会知道的,不一定非得去麦加。

但我们几个孩子,都想成全母亲这辈子唯一的心愿。其实,去年(2013年)村里一个干部通知我妈,说已经轮到她了,她特别高兴,但后来却没了消息。等到同村去朝觐的人都回来了,我妈去问,才知道她的指标被别人顶了,因为我妈没送钱。

我妈不想花钱去做这件事,我爸也一样,尤其是这种很神圣的事情,花钱味道就变了。但在和田,不花钱办不成事,朝觐指标也是明码标价。我心里很不舒服,说别跟妈妈讲,我们花点钱让她去吧。我找到一个官员打听,得到的答复是,你妈去不了,因为你家里有公职人员,而且身份证上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

公职人员就是我妹妹,她是和田市拉斯奎镇中学的教师。我想不通的是,妹妹已经出嫁,户口也不跟父母在一起,怎么就能影响到我妈的朝觐呢?

我妈很伤心,哭着跟我说,不去就不去吧。我妹妹不忍心,告诉我说,要不我辞职吧。我又给那个官员打电话,问如果我妹妹辞职,我妈能去朝觐吗?那个官员说,还是不行,她老公也是老师。

在南疆,维吾尔族找工作本来就很难,许多人是当协警或者教师,其他机关单位很难进去。我曾去过和田县一个偏远乡镇,当地宣传动员组9个人,只有一个是维吾尔族,这个维吾尔族还是司机。我说你们都是汉族,也不懂维语,这个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怎么做?他们回答,就那么做。干部这么脱离群众,基层怎么会没有矛盾?

在我母亲朝觐的事情上,我相信和田一些官员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不是国家的政策,也不是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政策。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会很严重。好在我们家的孩子受过教育,能想通这一点,不会做出过激的举动。

因为父亲曾经告诉我们,上学就是要让我们分清哪个是“黑”哪个是“白”。现在回想起来,我能明白他所指的“黑白”是什么,比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极端片面的想法,但我在遇到一些事情时,不会以他们那种极端的方式来理解,会更冷静、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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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N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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