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 让我成为出庭证人

司法部认为我对这个案件可能有帮助，于是2005年的一个周二上午，在哈佛广场外面的查尔斯饭店，我见到了两个美国联邦检察院的助理律师和一名联邦调查员。其中一个大约35岁上下，头发沙色的具有美国中西部特征的男子，带着一本我的书——《在伯利恒的季节》，里面关于伯亚兹谋杀案的部分用红笔加了下划线。这个男子是美国司法部中一个小部门的律师，这个部门专门调查海外美国人的谋杀案件。他告诉我，参与调查伯亚兹谋杀事件之后，我的书引起他的注意，便开始接触我。

“哈马尔先生，”他向我问道:“你是否愿意去华盛顿，在陪审团面前讲述你的故事。”

他告诉我只需要在证人席上呆大约1个小时，并保证我不会被询问自己书中以外的任何东西。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联系其他证人。假如我们能够遵循计划，大陪审团就能对亚若进行指控，并迫使爱尔兰政府将他移送到美国接受审判。

按照欧盟惯例，只要所在居住国同意，任何被指控有罪的巴勒斯坦放逐者都允许从欧盟国家被引渡。既然接受巴勒斯坦放逐者是欧盟的统一行动，那么爱尔兰在亚若的事情上，也需要与其他欧盟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的决定权还在爱尔兰手中。一些欧盟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认为带有政治色彩，爱尔兰就可以拒绝接受引渡要求。

那位司法部律师提醒我，我的出庭作证并不会左右大陪审团的意见。在审理亚若谋杀案件时，我可能会要求作出不利于他的证明。律师告诉我，在法律层面上，并不会要求我禁止谈论或记述自己的证言，但他希望我能够充分考虑调查的敏感性。他再次表示，不会强迫我出庭，但他会给我送来联邦法院的传票，我应该自己决定是否自愿去作证。“不着急，你考虑下。”他告诉我。

不同记者 对出庭作证持不同态度

《新闻周刊》的雇主没能给我提供实质的指导建议，只是强调，我出庭的原因和自己写的书有关联，并不是因为杂志上面的报道。我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尔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安慰自己，并不是在泄露消息来源，毕竟所有证言都曾经发表在文章中。更进一步说，对于那个组织杀害一位70多岁赤手空拳老人的家伙，我并没有太多的同情心。（相比之下，我的巴勒斯坦翻译在和公诉人员接触之后，拒绝合作。当我问及原因，他说到一些潜在的危险和案件背后的政治背景:“伯亚兹并不是丹尼尔珀尔，只是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美国政府却正在设法把他塑造成一个爱国主义典型。”）

但是，希望我出庭作证的建议接连不断。我在想，作为记者，因为发过一条相关消息，就应该出庭作证么？以写文章或写书的名义，从犯罪分子嘴里套出一些口供，转身便在法庭上面作为证言，这是不是有诱人犯罪之嫌？这难道不是一种背叛行为么？

巴尔干冲突结束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特别法庭要求一些记者出庭作证，指控那些波黑塞族军队指挥官犯有战争罪。《华盛顿邮报》反对这个要求，记者乔纳森兰德尔就表示记者不应该被号召扮演“司法公正辅助者”的角色。兰德尔曾对一个波黑塞族的领导进行过一次证据确凿的访问，并把文章发表在1993年2月的《华盛顿邮报》上，里面讲述了极端分子的种族清洗政策。他后来告诉我:“让那些武装团体或极端团体开口和我们交谈实在很难，如果他们认为我们会泄露消息并出庭作证，他们将拒绝说话——甚至会杀死我们。”

但是，还有一些记者同意出庭作证，这里面包括彼得马斯，一个对《时代》杂志颇有贡献的作家，还有英国记者埃德武利亚米，他后来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记者在道德上有义务出庭作证。报纸上是这样表述的:“法庭需要记者们以他们笔下的内容宣誓。”

疑惑中出庭 担忧中有激动

经过一周的慎重考虑，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在华盛顿的美国律师，告诉他我愿意出庭作证。到了秋天，他联系上了我。当时我正在南非工作，他告诉我，大陪审团听证会日期已经确定，问我能否在10天内到达华盛顿。我答复他可以。

抵达华盛顿后，我在政府安排的一个靠近唐人街的小旅馆住下来，同一个联邦调查员进行了会面。32小时的飞行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我便跟着他上了一辆黑色轿车，不一会儿便到了联邦法院。我对此次出庭还是疑惑不断，但事实上，担忧的同时也伴随着激动:我很兴奋自己参与到这场谋杀案的国际调查中。

法院前面的沥青广场上，两位年轻的公诉人站在那里等候着。在前一天，我们重新检查并演练了我在法庭上的证言。其中的一个说自己希望营造“真实叙述”的氛围，以“吸引陪审团注意”，充分说明亚若罪行带来的全面影响。当我们进入法院大楼后，他提醒我:“这里将会是一场群众集会。”

根据安排，《泰晤士报》记者朱迪米勒将会在临近的一个法庭出庭作证。由于拒绝透露白宫里面是谁向他泄露了中情局秘密特工瓦莱丽普拉姆的身份，朱迪米勒在监狱中被关押85天，后来他停止抵抗并同意出庭作证。

电梯门在三楼打开，我和护送我的警卫看到一群记者站在一条绳子设置的警戒线后面，在等待米勒的到来。在警卫的护送下，为了避免和其他人进行眼神交流，我快速穿过走廊，进入等候室，在一条板凳上就坐。15分钟之后，一个法警出现在门口让我出来。

在一位联邦调查员的护送下，我来到法庭，看到里面的陪审员们坐成四排。我坐在一张木桌子旁边。随后的90分钟，在政府律师的指引下，我从1987年那场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暴动事件讲起，一直谈到在都柏林皇家饭店同亚若的那次会面为止。听证会结束后，律师向我表示谢意，在联邦调查员的护送下，我离开了法庭。和律师握手后，我便踏上飞机回到南非继续工作。那时候，我希望调查原本就此结束。 (本文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