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青岁月，“没什么可后悔的”

解说：艰苦的条件磨炼着知青的意志，但也有人因此而堕落。他们当中有少数人步入了歧途，在各地被法办的知青中，年龄小的不过17、18岁，大些的也不过20出头。放任自流的状态，生活自给率低，都成为了犯罪的诱因。

主持人：您看过陈冲导演的一部电影吗，叫做《天浴》，讲述的就是女知青如何来使自己能够尽早的回城。

柴春泽：这个我没有全看，但我知道这个片子。哎，故事的内容，这个在文学作品里面，在电影影视里面，反映的知青生活，这是总体来讲可以说是事实，但是有的情节，有的方面，是需要经过艺术加工的。

主持人：但是它一定具有它的真实性。

柴春泽：它和纪录片，和纪实性的片还不太一样，我想还不是完全一样的。

解说：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文学思潮，被冠名为“伤痕文学”，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那时的一批篇小说揭露了知青们在文革中的种种磨难，宣泄着对知青岁月的愤懑不平。

主持人：我有一个表姐，她也是曾经到北大荒去插队的，我们也听说过很多的故事，像不少的知青，可能到了农村的基层，会和当地的一些农村的青年发生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会打架。而且有不少的女知青，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天浴》的故事里面，她为了回城，不得不接受当地的，可能个别的基层领导的一些凌辱，或者说欺负。但是在您回顾这些知青岁月的时候，所有我们讲述的这些不愉快的记忆，其实您都在尽力的去回避它，为什么呢？

柴春泽：我觉得我没有回避，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有的情况，就是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不清楚的，或者说不完全了解的，有可能这种情况。但是对整个上山下乡这个，那么知青当中受迫害的这个事情，你说的是有的，因为知青呢，特别是女青年，那么要不要回城，回城之后，除了劳动表现以外，那么农村基层的这个干部啊，他现在讲，咱们叫素质，我觉得是很低的。

曾子墨：太差了。

柴春泽：缺少修养，这种情况是有的。我们当时在知青点有这个情况，我们都做以保护，男生尽量保护女生。可是当面临着基层有些领导干部，有些这个背景，那么男青年也面临着不敢得罪地方的情况下，那么也可能保护不了，所以这些个悲剧是有的。

解说：从1969年到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根据辽宁、四川等24个省市区不完全统计，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70%。无论在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在农村社队，知青遭受迫害的案件都触目惊心。

主持人：一些特别想回城的知识青年，他们最不喜欢农村的是什么？

柴春泽：农村很艰苦，太艰苦了。

主持人：物质上还是精神的？

柴春泽：吃的，吃的不行，住的不行，文化生活也不行，那么精神食粮更缺。

解说：知青到农村首先面临着住宿问题，初期，知青只能借宿在老乡家，或者空闲的仓库等地，此外还有口粮，医疗卫生以及劳动分配等诸多问题。

柴春泽：在那时候看电影都非常困难，公社放映队有时候是一个月才什么放一次电影，那个时候，我们下乡开始，就没有电，没有通电，是油灯，我们晚上学习，油把鼻子都熏黑了，非常艰苦，所以青年当时，他很多人不想在农村，可以理解。

解说：知识青年到农村解决就业问题，改变农村贫困面貌。良好的愿望未必有圆满的结局，尽管国家逐步出台政策，对于那些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要去适应劳作的辛苦，食宿的贫乏，还是十分不易的。而另一方面，下乡知青对于原本就贫穷，且耕地少的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主持人：我看看您回忆那段岁月的时候，其实脸上还是有着笑容，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光泽，您不会觉得那段岁月是一段苦难的岁月吗？

柴春泽：那个生活很苦，可是我呢，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下去以后啊，面对那种艰苦的生活，你像天一冷，劳动艰苦，我们晚上住在这个，当时给我们腾出一个生产队大车间的那么一个屋子，晚上睡觉很冷，没办法，戴着棉帽子，捂着棉帽子。早晨起来之后，对方一看，我们这个都是白霜。那么尽管是这样，我们又了解到呢，当时的亩产很低的，农民缺粮食，亩产不足百斤。后来我就想这个农民是这样热情，可是我们，他又是这么落后，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

主持人：我想绝大多数的知青可能和您的心态会非常的不一样？

柴春泽：这个肯定是这样，有的有那样，就是他们当时呢，我那知青点本身来讲，我那个当时就是下乡，现在回想起来，我干两年，我不在农村，我该招工，招工回城，这是正常的，正确的。可是当时我的想法确实不那样，我的想法就是我要在农村，而且要把那个地方的面貌改变。其次呢我担任大队支部书记，那么担任书记以后啊，我给党委提建议，特别当时的老书记黄珍非常支持，在各级党委支持下，我们重新规划了土地，把那个地方的旱田都改成了水田，开始改水田了。

主持人：可是我们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回过去看待那段历史的话，有的人可能就会说，种水稻不适宜当地的情况，明明是缺水，明明是非常旱的地方，这样做的话，对环境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破坏。

柴春泽：我们改种水稻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自然环境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还不存在着缺水。当时的环境是有水，不能很好的利用的问题。红山水库每年往我们下游叫哲里木盟，放水，放一次水，春浇地，我们只能借助于春天哲里木盟放水的时候，把我们玉田皋公社的地浇一遍，夏天、秋天，不放水了，我们只能种旱田。当时的红山水库的水是非常充足的，都闲置着没用。那么我们把这个当时在水库很丰富的水资源运用起来，改旱田为水田，在当时来讲，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

主持人：吃饭比什么都重要？

柴春泽：吃饭非常重要啊，当时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因为资源环境在发生变化，现在才提到水资源缺乏，当时人民根本没有这个意识，那是30年前还不会这样的。可是在当时吃饭的确是第一位的，我担任公社大队书记以后，开会第一件事，春天就要研究粮食问题。

主持人：您现在谈到当年种水稻的经历，言语当中还是充满的骄傲？

柴春泽：1975年实践50亩，1976年就搞了1700亩，1977年以后7000亩，后来逐年增加，一直到后来发展，经过翁牛特旗历届班子的努力，扩展到了3万亩，是我们当时玉田皋公社，那么翁牛特旗是扩展到20万亩，就是说现在翁牛特旗有20万亩水稻，那么它就是开始于我们下乡那个地方，经过50亩的试验，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认可。我为什么？刚才你问我说，一说一想起那段，感到有点高兴，就是我没有什么悔，没有什么后悔的，就是在农村做了一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