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堪培拉:中国要建南极站

对于南极，中国是位“迟到者”。

虽然早在1957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便提出了极地研究的必要性。但直到1980年1月，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才首次被国家科委派至南极。

这一时间，比18世纪70年代，西方最早的科学探险晚了两个世纪。

“当时甚至不知道该去考察哪些项目，只能从报纸上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时任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的郭琨说。而那时，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以及100多个夏季站。

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中国首次成立的专门的南极机构———成立于1981年5月11日。而其成立之初，政治目的远远大于科学目的。

当时，一些国家的南极机构和民间组织表示愿与中国合作，并邀请中国科学家参观他们的南极站。为“统一口径”由专门部门办理相关业务事项，外交部、国家科委和国家海洋局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郭琨任委员会极地办主任。

1983年9月，郭琨等3名中国人首次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席第12次《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

《南极条约》分为协商国和缔约国。协商国由原签订协议的12个国家和以后在南极建立考察站的国家组成。没有建立南极站的中国，只得以缔约国的身份加入条约。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没有表决权，甚至出席会议时都不允许倾听实质性内容。

25年之后的今天，郭琨依然用“屈辱”二字，形容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感觉。他无法忘记，每当会议进入实质性阶段时，一柄小木槌便会“咚”地敲下———所有非协商国代表被请出会场“喝咖啡”，事后，也无人向他们通报会议进程和情况。

被一次次“驱逐”出会场时，这位48岁的河北汉子，眼中涌起泪水。他领悟到，建南极站与否不是小事情，“它关乎国家荣辱和民族尊严。”

当时的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惟一不能参与表决南极事务的。“这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郭琨和一批中国科学家都呼吁早日建立南极站，独立考察南极。

1984年2月7日，32名科学家联名致信党中央、国务院，建议中国建立南极考察站。

总理批示:建站不超2000万

“32名学者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建议我国应独立组建南极考察队，这件事并不简单。”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接信后批示。

但他同时也表示了担忧。由于国家经济并不宽裕，他提出质疑“放着国内许多地方不开发，跑到南极去花钱”，担心人民会有异议。

副总理李鹏则建议国家海洋局制定建南极站的方案。“争取一立足之地，花钱在2000万以内”。总理赵紫阳在随后的批示中基本认可“2000万”这一数字，但提出一定要计算得准确些。

根据李鹏的批示，1984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开始调研南极考察、建站的总体方案。此后，郭琨曾三次陪同当时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到李鹏办公室汇报南极科考筹备情况。6月25日，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中国南极长城站的报告。

在确定启航时间的报告上，李鹏用斜长的字体批示:“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准备周到一点，做到安全第一，站住脚，过好冬，积累经验，为完成南极考察长期任务奠定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