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事实的确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17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1000亿斤。1952-1957年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产量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

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基层干部完不了任务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市群众也以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原国家计委干部王泓的回忆文章，真实再现了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民生活的艰难程度: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西，包括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买了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儿文件，这个罪也很急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病，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东出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野外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王泓最后因为饥饿生病导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公社书记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总计4万人，却饿死4400人。王泓在文中回忆说: “我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后，听说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饱饭、开始饿死人时，凑到一起谈共产主义问题，我便去找她们，结果人已死去一半，只找到两个……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但我有两个底:一是驻村时，在有的小村作过调查，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经过我自己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反右倾，河南抓得特别紧。吴芝圃先在省里批评部分领导干部，然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于是又开始“反瞒产”，实行“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信阳地区尤为严重，造成了严重后果。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农民的日子更难过。时任信阳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在临终前撰写的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真实反映了信阳地区的情况。1959年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张树藩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接着，张树藩发现，群众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随着浮肿病大面积蔓延，饿死人的现象出现了。张树藩回忆说:“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报告吴芝圃，信阳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但吴芝圃不以为然，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信阳的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但吴芝圃颇为赏识他，不主张处分路宪文，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吴芝圃还授意信阳地委在上呈的报告中把信阳大量饿死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有了省委第一书记撑腰，路宪文明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反潘、杨、王事件以来，在吴芝圃的高压之下，河南的干部不敢讲实话，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河南纪委书记兼省监察委员会书记刘名榜是信阳人，家里有人被饿死，但连他都不敢讲真话。对将真话的干部，吴芝圃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分子、 “阶级异己分子”关押起来。

在基层目睹了大跃进运动中民生疾苦后，潘复生感慨地说:“灾区不搞生产救灾，只搞合作化，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主义没饭吃。农民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公道自在人心。山西籍的杨珏晚年曾深情地回忆说:“当时老百姓对我保护得很好，我怀念河南人民，我永远不忘河南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首民谣广为流传:“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形‘左’实右”:吴芝圃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左”的错误，重新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195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这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谈到:“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并不赞成全国全部推行食堂，而是要因地制宜。

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概算单位好”。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让吴芝圃头脑冷静下来。1959年4月，河南省委讨论中共中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指标依然脱离实际，没有实现。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仍坚持全面跃进。在1960年2月的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上，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号召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1960年3月，吴芝圃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66％。

尽管吴芝圃等人尽力隐瞒真相，但是纸毕竟包不住火。1960年2月，根据反映上来的情况。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饿死人的问题。调查人员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将调查结果向河南省委进行了通报。但吴芝圃不是正视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捂盖子”，还给路宪文打气:“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来河南调查。在党内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陈云和吴芝圃算起了账: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陈云得出结论: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但吴芝圃仍放出大话: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1960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组根据信阳实地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1月12日，毛泽东再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调查。在陪同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头上:“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经过调查，陶铸发现问题严重，他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

个突出的问题，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研。当他们到达河南时，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而是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不让他们看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