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度申奥提前感知胜利喜讯

曾子墨：所以九三年虽然失败了，但是毕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在再一次踏上申奥旅程过程当中，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怎么去拉票？

何振梁：尽管第一次申办没有成功，我知道迟早我们还要申办。

曾子墨：不远的奥运嘛。

何振梁：对。我坚信这一点，所以对委员的工作，绝不能够因为这个没有成功，就不再做，不能那么功利主义来考虑。委员的工作必须要平时就在那里扎扎实实，点点滴滴在那里做，这个所以一个是整个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尽管我们没有申办，继续不断的跟委员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让支持北京的人，也有信心说北京下次申办一定在，也去争取那些当时对北京还不是那么信心很足的这个没有投北京票的，继续做他们的工作，跟他们谈中国的情况等等一些其他的，不是宣教式的，必须平时聊天当中，让他们感到中国的发展，让他们感到中国对奥林匹克执着的追求，是吧。

曾子墨：不停地去拜访这些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我听说您在每次出行之前，都要写封信给自己的女儿。

何振梁：不是，没有每次，就是我们第一次申办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跑得太多了，当时允许跟委员们去拜访，请他们来，我们派出去，允许这样。所以我们第一次申办的时候，各个方面都派出北京市的申奥体委，都派出去了代表团，都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方方面面做了，还请不少委员到中国来。第二次申办的时候，国际奥委会的有关申奥的规定改变了，不允许，不允许去请委员去访问，不允许派人出去见委员，所以第一次申办的时候，我们跑的太多，跟我老太太两个人，这个，第一次申办的过程当中，一年，这个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面，过程，我们九零年底提出来申办嘛，九三年这个，九月份的表决嘛，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航程粗略的算了一下，飞机的航程啊，这个60多万公里，这个算了一下，16圈还多，绕地球16圈还多。

曾子墨：会不会遇到很辛苦，或者说很危险的时候？

何振梁：这个，就是因为经常出去，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恐怖主义，爆炸当时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飞机并不是那么总是那么百分之百安全。

曾子墨：特别是可能到一些？

何振梁：对。

曾子墨：不是那么发达的国家。

何振梁：特别是我不愿意说这个国家的名字，我们去那个州，非洲去访问。为了赶时间，定了一些航班，使馆一听以后，不能坐这样的航班，危险，说这个航班上面有的说，飞机是过道上面可以点一些小炉子烧东西吃的，这么松散的东西啊，是不是？有的时候经常发现这个起飞了发现油还没有加好，类似这些东西，所以不能坐，只好临时又换航班，这个我们到一个地方，北非一个国家去，是不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是那个我的委员的同事，当时国家的委员帮我们定了，住进去使馆要换，他说刚收到情报，那个地方有爆炸，要爆炸，有炸弹，我说不行，这个我假如换地方，就得罪了这位朋友，是不是？我必须要对他，为我选择了表示信心，不管有没有危险我都住，使馆尊重我的意见，他也知道我讲的有道理。但是他们还是仍然不放心，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以后，早晨起来，打开门，发现我们使馆的同志，在门口值班的一个晚上。

曾子墨：担心您们的安全？

何振梁：所以说使馆了不起啊，这样的同志，我就是说，太令我感动了。

曾子墨：但是您和夫人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何振梁：生命危险，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危险。但事先要去的地方，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比如说我们到旅馆，旅馆对面一个旅馆，玻璃全部碎了，什么呢？刚发生了爆炸，他们不是有个程序，有一个军队叫什么光明之路吗？这是国内形势很紧张，但是我们要去，必须得去。是吧？所以这种情况是有，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那样，都是那样的话，够呛了对不对？但是总是有这些地方，即使有这些危险，我们该去还得去。

曾子墨：所以会给女儿写信？

何振梁：跟孩子，跟两个孩子，这个留下一封信，就是说嘛，假如我单独出去，我不必留了，老伴，假如我有什么意外的话，老伴她一家之长，她就管了。我们两个同时出去啊，因为并不是其他有很多，夫人工作的既有我老太太做的更合适，因为有经验的那些申办过这个奥运会的那些委员，都跟我们提醒，他说你们一定要做夫人的工作，这个委员绝不会投票给一个夫人不愿意去的那个城市，所以夫人工作不起眼，但实际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你把夫人工作做通了以后，常常可以影响她的先生的这个这个投向。所以得两个人去做，两个人可以同时去做，做好夫人的工作，同时。所以一个她还可以照顾我一下，因为那时候我身体也并不是挺好，肾功能已经，已经有点开始衰退了，所以一路要吃药，要照顾这样那样，所以有她在旁边，我总之可以这方面我可以不用操自己的心了，是她帮我操心。

曾子墨：她会嘱咐您按时吃药，每次吃什么药？

何振梁：对，对，我都搞不清楚该吃什么药了，不去记了，因为有她了嘛，依靠她。所以她既有对外的还有对内的，对我的这样，就我们两个同时，她也带个助手到处飞，就是这个样子。常常就是有的时候今天到了，明天就走，有的是吃了一顿饭马上就走，就是尽可能的接触到更多的委员吧。

曾子墨：第二次申奥投票那天的情形您记得吗？

何振梁：第二次投票的时候啊？第二次申办的时候啊？

曾子墨：对。

何振梁：我记得。

曾子墨：记得很清楚吧，给我们讲讲当时您的记忆。

何振梁：第二次申办来说，这个我们比较有把握。这个就一票一票的都，一个是我们更有经验了，特别是我们的北京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发展这个八年的间距，这个时间得到了不得了的发展，所以这是大家都看到中国的发展，看到中国体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所以本来支持北京的，觉得更应该支持北京。本来没有支持北京的，他也就觉得好像应该到中国了，中国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人口最众多的世界这个国家，结果应该这样。

所以已经这个舆论的主流已经是基本上，不是像第一次申办的时候，我们这个这个心里还是伯仲之间这种的，而普遍的比较认为，是该北京办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去莫斯科的时候，最粗略的分析了一下各委员们的第一轮怎么投，第二轮怎么投，最后就做了一次这个，也跟中央也跟中央报告报告了我们的分析，我们的估计。所以第二次到莫斯科去表决的时候，心里比较踏实，不像上次忐忑不安。这个所以一到那里以后，到了我们住的旅馆里面，已经不少人进来，进来，一进来之后表示祝贺了。

曾子墨：预先的祝贺？

何振梁：哎，预先的祝贺了。那个各国的委员，刚好我们都在，都在这个旅馆的前台那个叫checkin登记了，一看见了，哎呀，放心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都是这么说法的。

曾子墨：可是您夫人还是说，在那段期间您患上了一种叫做“申奥综合症”，好像每天都在惦记这个票到底有多少是北京的？

何振梁：这个“申奥综合症”不是在第二次那么严重。

曾子墨：也是在第一次。

何振梁：最严重的是第一次申办，今天这票肯定拿过来了高兴，这票，哎呀，危险，人马上。

曾子墨：很沮丧。

何振梁：哎呀，哎呀，这个的。所以综合症是这样，不仅我们犯综合症，后来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观察别人在那里，发现别人申办的时候同样有综合症，这个普遍的要，要这个，谁要去申办谁会患上这个综合症。就是什么呢？你拿到一票高兴，拿到，哎呦，这票要丢了。

曾子墨：紧张？

何振梁：紧张。

曾子墨：零一年因为胜算的把握大了，所以综合症的程度也轻了？

何振梁：真的比较轻，所以睡觉也睡得好，特别加上早晨一开，一开，打开窗户，太阳、阳光普照的，阳光已经明媚非常好，不像我们在摩纳哥的时候，这个不是迷信啊，这是心情，也可以一个反映心情，那天下大雨你看。

曾子墨：但会不会有一点迷信？尤其是中国人都有可能会讲究一点儿，比如说事先拜一拜呀或者是看看黄历啊，等等？

何振梁：这个我没有这个。

曾子墨：完全没有？

何振梁：完全没有。因为我不信这一套，我并不是我有什么的，我从来就没相信过这个，我觉得什么事情，你一定要靠你自己，靠我们自己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你抓住了就抓住了，抓不住你再拜也没用，是不是。这次我们为什么比较有把握呢？就觉得我们工作已经做得比较扎实了，特别是我们这个八年国家的发展，赢取了世界的尊重。萨马兰奇都跟我讲了嘛，零五年他来，来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完了以后他还讲，他说在我任内，在他的任内啊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一九九六年奥运会一百周年的那个奥运会，那一届奥运会给了亚特兰大没有给雅典，应该回到，一百年回到一个老祖宗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二零零一年没给中国，第一个错误我们已经改正了，因为零四年已经决定了，零四年在雅典。我希望在我的任内就是他二零零一年要卸任嘛，希望在我的任内国际奥委会能够改正第二个错误，就是说把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给北京。所以他是这么跟我私下，跟我这么讲，所以谁都知道，委员们中间也都在那里讲，包括媒体都在讲，北京是萨马兰奇的选择。

曾子墨：而且我也听说其他的奥委会的委员也是这样的选择，听说在前一天您夫妇两人和罗格夫妇两人和布勃卡夫妇一起吃了一顿饭，当时布勃卡好像也是说您一定会获胜？

何振梁：是，布勃卡应该讲这位跳高的世界冠军他是传奇式的人物，了不起，他为中国拉来了好几个运动员的票。他自己来中国访问，老百姓对他的这个欢迎的程度特别小孩的那些，看见布勃卡布勃卡他高兴极了，围着他转，他特别感动。他特别看到中国的发展，所以他是这样。另外一位这个罗格嘛，你刚才谈到了，罗格当时要竞选主席，布勃卡也竞选执委我们北京。

曾子墨：申奥。

何振梁：申奥，刚好那天巧了一个小圆桌我们两对夫妇、三对夫妇，三对坐在那里，并且说我们三家都成功了以后，我们再去聚一次，到现在我们还没聚呢，这个是实现了。这个罗格他跟我讲过他说这个，这个九三年来一次，投票的第二天我就跟你讲，我说振梁，他对我说，我昨天很抱歉没投票给北京，投票给了悉尼，因为我认为悉尼澳大利亚连续三次提出申请了，应该给它们了，它们条件都具备，北京第一次申办可以等一等。他说我当时跟你讲的是公开的，我要告诉你的。但实际上我内心还有一个想法，当时我没跟你讲，我现在可以跟你讲。他说当时我有点担心，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个九十年代初政局动荡不安，政局啊动荡不安，我担心你们中国在你们的领导人，就是执政领导人这个来年以后中国会发展怎样。这个八年的时期过去了，中国政治稳定，经济也飞速的发展，国际影响大大提高，我这次一定会投北京的票。

所以他这个看法是相当有个典型性的，欧洲的人这些看法。所以一看这个可以说，北京第二次申办的时候是众望所归。原来支持第一次就申办了，第一次就支持了北京的更坚定了他们的信心，第一次申办的时候没有支持北京的，到第二次经过八年以后，他们看到北京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不是，这个这十三亿人口这么一个国家应该举办，想，抱这种想法的人形成了一个大多数，形成了一个主流。所以我们这个上飞机的时候，这个分析这个票数的时候，就分析了一下第一轮大概三十票上上，第二轮大概是四十票上上，上的话就可以胜，五十四票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

具体数字我记不太确切了，但是当时我一票票算，就是这个算得清清楚楚，第一轮谁会投什么票，这个人第二轮会不会转到北京，都算清楚了，算清楚了以后到这个呢后来投票的结果，确实是不出我所料。就是在这个我们算的范围之内，所以在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已经就以高票来胜出了五十六票对二十二票吧。

曾子墨：上一次申奥宣布之前您就知道输了。

何振梁：对。

曾子墨：这一次申奥宣布之前您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或者有没有什么暗示，知道我们肯定赢了？

何振梁：我想当时我已经很有把握了，所以，说实话我的这个投票的过程当中啊，我已经比较的，叫什么那个那个比较正经，也没有什么心里连加快的跳都没跳，整个的过程因为事先我们该做的重点都已经做完了。所以当监票的人员第一轮还是展开信封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轮本来没有想到第一轮会胜，有可能胜但是不大可能，可能性不是太大的，是不是。

所以三个监票人，总监票人拿着信封经过这个给了展开了信封给萨马兰奇。组织了第二轮，第二轮一开始，一计票完很快因为电子计票很快，马上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也封上信封，我知道第二轮已经有城市胜出了，第二轮有可能胜出的，除北京以外没第二个城市，我很有把握，但是我又不敢说啊，就是我估计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就那三个监票人呢，都起来了，因为他们计票结束了，就起来一个一个经过，我这是这么坐的，他们从我这个部分，都是三个监票人，都经过我的时候，都微微的眨了一下眼睛。

曾子墨：就是暗示一下？

何振梁：暗示一下，因为这三个都是我的好朋友，平时都是这是兄弟相称的这三个，所以我就已经有这个百分之九十几的把握了。萨马兰奇拿到了信封以后他也不拆。他知道说结束了，他就可以宣布了，所以他从主席台从这中间，就是我这边过去，到那个讲台上面去宣布。他经过我的时候，给我点了一下头。我更有把握了，百分之九十九了。加上事先呢那天开会的事先他要他的秘书，那个他的秘书这个跟他了几十年的秘书，要来问，这北京两个字怎么发音法，因为他按照中国的拼音啊，按照西班牙人的方式呢，发音的话j这个音啊发不准，很可能会念成beihen西班牙文不是经常是h的声音嘛，所以我在j前面加个dbei北，djing这样就发不错了，不会发错了他记住了。所以那天他去宣布的时候，北京两个字发音发的还挺准的嘛。

曾子墨：事先有您的功劳。

何振梁：不是我的功劳，就是他，我的意思是想说明他什么。

曾子墨：他心里也已经非常清楚了。

何振梁：他心里也有了，就表决之前之前他已经是来问这个事情了，所以他打开信封一宣布果然是“北京”两个字。那大家高兴极了，咱们代表团在另外旁边那个看大屏幕宣布，这个萨马兰奇宣布说马上像火山迸发一样的都跳起来了那个场面，后来回到旅馆里面，看到这个电视里面这个北京啊国内啊，那个庆祝的场面，啊，这个令人难以忘怀，永远会记住的，这样的场面。

曾子墨：那天申奥成功的情景大家永远会记住，那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来到北京，情景大家就更会记住了。

何振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