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让他和体育结缘

曾子墨：听说组织上看中您，是因为您法语特别好？而且以前还给国家领导人，像毛泽东、周恩来都做过翻译？

何振梁：法文说实话，蜀中无大将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说要叫我，像我这样的人是去当先锋的，这个当时建国初期的时候，这个老的一碴儿法文比较好的同志，除了个别人以外，大部分就是当时处于不是很使用他们的时候，所以需要年纪轻的人来上。我是偶尔是在从小在法国教会学校上的学，三年级开始，就是在中法学校，上海的中法学校。这个中学开始全部课程都是法文，大学毕业整个的过程都是由法文来上，所以法文的基础还是可以的，所以当年团中央到上海去调外事干部的时候，调外文干部的时候，在我的学校里面呢，我的震旦大学挑选了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到了团中央。

到团中央以后，团中央因为都很发挥青年人的这个他们的工作，给他们各种条件，并信任他们。当时我很年轻，就是把一些重要的代表团翻译工作，主要的翻译工作交给我办，比如说新中国第一个邀请的世界性的代表团，叫世界青年代表团，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这个世界民族青年联盟的总书记带队来了，当时就把我这个小年轻放在第一线，陪着团长，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也好，跟领导人接见的时候，这个翻译也好都是我，就是推，赶着我这个鸭子啊，被赶上架了，架子上面去了，不得不去从事这个工作。

开始很紧张嘛，后来慢慢慢慢的适应了，就是也拼命的直接的讲，觉得自己不足，要拼命的赶嘛，所以后来嘛，就是因为需要年纪轻的新生代的这个翻译，所以就像你所讲的，有些这个各个部门的外事工作里面，需要一些法文的一些工作人员，很多像我这样，还有其他的一些都被集中调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一九五六年的我们中共八大的时候，这个请了法共意共，这个很多共产党代表团来参加。当时这个毛主席接见由法文来谈话的，作为主要语言的那些这个代表团的时候，这个所以我觉得，组织上对我太信任了，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一个小年轻，主席见等那些，都是我去翻译。翻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胆子大，反正看起来我做事还是勉强过关，所以说还继续不断有这类事情要我来做，所以外交部也参与过不少，妇联什么各种总工会的，反正各行各业的，这类的事情我翻译的不少。我们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这个领导集体的，几乎所有的领导同志，我都当过他们的翻译。

曾子墨：那给毛主席做翻译，会不会特别的紧张？都一样？

何振梁：不是，我不知道紧张，尽管也感到紧张，我不知道紧张，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怕听不懂。

曾子墨：他的地方方言口音太重。

何振梁：两个，一个地方口音，这个地方口音因为电影里面经常听到一些广播里面稍微好一点，不知道他思想，他想说明一些什么，因为毛主席的讲话，是这个海阔天空的，是不是？他的思路是非常开阔的，并不是，跟总理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总理发言的时候，就要你自己事先准备，事先知道，他要讲些什么，讲个什么内容，就比较容易知道他的范围。经过几次锻炼，总理批评啊，你看毛主席他不管，他没有批评过我，也许毛主席他不管这个，总理听得懂得我的法文的，这个所以这样呢，他这个，翻的时候呢，尽量翻吧，翻得好坏，有在座的还有其他部门的懂外语的，他们如果觉得我不行的话，有些场合，我知道有些人，当场撤下来的。刚才我讲的，总理批评了我几次，他也不是批评，是提醒，一次谈到中印边境问题的时候，讲到他跟这个锡兰，斯里兰卡，当年叫锡兰，这个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他用了总理两个字，我就用了锡兰的总理。总理，周恩来总理已经注意到我用的词，是阳性名词，不是阴性，他就提醒我，他说你知道她总理是夫人吗？是一位女性吗？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你怎么用阳性呢？

曾子墨：非常仔细。

何振梁：当时我的知识有限，不是阴性的名词，所以我只能用了这个。但实际上我应该在冠词上面改成阴性的，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所以事后，这是我事后学到的，所以总理批评我。还有一次批评的时候，跟这个西哈努克谈中印边境问题，这个朗冬和扯久地区，这两个词你知道吗？

曾子墨：不知道。

何振梁：扯冬，扯，拉拉扯扯的扯，冬天的冬，朗久，朗就是明朗的朗，悠久的，长久的久，我以为这两个地区，我以为是两个都是地区，因为我不是搞中印边境谈判，我又不在外交部，我是当时已经在体委工作了。

曾子墨：在体委还被借过去？

何振梁：都是被借过去，我经常被借过去，总理也批评了，都说，你知道，扯冬不是一个地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扯冬是一个地方，朗久才是一个地区，我把地区来形容这两个地方，合在一起讲，用中文连下来讲，所以为什么我印象现在那么深？大概是五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还记住，扯冬是个地方，不是一个地区，朗久才是一个地区。尽管我还不知道地图上，要让我去找这两个地方，我找过，即使找了地图，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这个差别在哪个地方。所以，总理那么细啊，所以主要是对跟领导人谈话，就怕翻不好，你不能确切掌握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有的时候不能表面来看他上下文联系起来才能翻得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总是有些战战兢兢。但是你事先也无法提前做准备，又不知道谈什么，只能靠你平时有多少水，有多少墨水其实也都知道，所以这是一个，这种考验，这种考验看起来，我自己感到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曾子墨：但还是非常锻炼人。

何振梁：十分的磨炼人，这个我还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西哈努克来，这个在人民大会堂开，这个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下面万人大会，要我翻译，翻译的事先他给了我们法文稿子，事先翻好了，就上去一念，尽管我的是南方的口音，人家都听得就要笑我的，不标准，不像你那么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就让我去了，我就去了，谁知道西哈努克亲王，一开讲，丁丁咚咚我听不懂，他讲的是柬埔寨话，我只懂法文啊，这怎么办？下面一万人，我又不能是紧张，其实紧张也不能表现出来，也不能这个，主席台跟后面的主席台，外交部的这个礼宾司司长等，离开我很远，我也无法打招呼，我的，你假如我离开相当远，他在中间，我在边上，但是我只能远远看他的几页稿子，我的手上几页稿子，我就是大体上根据他的讲到稿子翻篇了没有，没有翻篇。

曾子墨：那您也不翻篇？

何振梁：反正我知道，前面肯定是尊敬的谁谁谁，感谢那些东西，我就讲到那里就完了，等到大家鼓掌，然后他讲了一段，我大体上翻译一段。看看他最后，我不能早于他讲完，反正我只能是大体上看他的留下的最后一页了，我也就留下最后一页，讲到了就友好万岁之类的这种结论性的那种口号的话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提高声音的时候我也不翻，最后一段我就等到他讲到这个之前的语气已经是高起来了，我就把最后一段赶快念完以后，就跟着他喊后面那些口号。这个中间总理发现了，总理发现呢，就是要当年的外交部礼宾司的司长，后来驻美国大使，递一个条子给我，说行不行，要不要换人？有一个柬埔寨的翻译，有同志在那里等着，我想这个时候，要换。

曾子墨：显得太奇怪了。

何振梁：并且我有稿子的，他有稿子的，这个翻译呀，就怕什么呢？你又先看稿子，又要听他的，那你注意力分散了。干脆他有稿子，他念，他讲他的，你没有稿子，你自己听你自己的，还可以翻。假如你又要找中文，要跟他来找，自己事先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过的，那肯定要砸锅，我想不能把这个烂摊子交给那位女同志，所以我说你放心，我就是这么来处理。后来居然下面的观众，听众还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差错，所以这些，这类的事情啊，这个遇到的不少。

曾子墨：所以说是法语让您和体育结缘，而体育又成为了您终生的事业。那后来您是哪一年走进国际奥委会的？

何振梁：我进国际奥委会是一九八零年，一九八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