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兰德的调查报告中，很多中产阶层认为自己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大部分只能向下沉沦为中下阶层，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中产阶层的流动难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陆学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80年代的0.25上升到90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现在的大约0.5，为亚洲最高，贫富差距太大。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均收入如果超过1000美元之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此之前，人们埋头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分化和流动的问题并不显得很突出。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贫富分化的现象有可能急剧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就会慢慢停滞。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路被堵死，社会的生机就会一点一点被掐死。如果中国在这一阶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出现倒退。所以，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应该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秩序，让社会流动畅通。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越顺畅，社会就越稳定。

中国新闻周刊: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阐述了日本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80%的中产阶层在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否也存在向M型社会过渡的危险？如果有的话，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唐钧:全球化给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中产阶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制造业迅速的发展，中产阶层上升速度就会非常快，但是，对于欧美、日本这些国家的工厂外移，他们原来的普通管理者和工人就会失业。所以日本的大前研一说日本的M型社会要成型了，中间阶层在坍塌，两头在增加。

今后的中国也会有这种趋势，如果房价无限制地飙升，早买房或者有几套房的中产阶层的财产会越来越多，而房贷压力很大和买不起房的中产就会慢慢向下流动。就是说，如果高房价不能有效阻遏，中国也有可能出现M型社会，换句话说，我们在制造业的发展中间获得的利润，可能会因为房子而消失殆尽。

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型，其实就是中产阶层消灭的社会新结构，这是贫富分化的结果，而也必将使贫富分化差距更大。而现在大部分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等权贵阶层，这种财富集聚很危险，这可能就是所谓“仇富”的社会心理基础。但贫富分化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却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在富豪们的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却在萎缩。原来有机会奋斗一下成为中产的，现在他的资产贬值了。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越往后，越积重难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中产阶层越来越少或者消亡了，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陆学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恰恰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层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产阶层的庞大也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

唐钧: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不了解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产的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扩散的。政治后卫，经济前卫的中产阶层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而在当前危机过后、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这种功能尤为珍贵。凡是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而且中产阶层意识是最讲究“理性”的，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要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成熟、非理性可以说暴露无遗，这会使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缺乏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合格的中产阶层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要给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扩大中产的现实路径

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如能达到37%或38%，基本符合富裕的小康社会的要求了，中国才能说是基本形成了中产阶层

本刊记者/孙春艳

“你认为自己多久能成为中产？”

2009年12月，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对北京上海等十个城市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的居民调查显示，受访者期望自己成为中产的平均年限为5.85年，其中69.6%的人希望能在5年内实现自己的中产梦想。

5年时光，对一位二三十岁憧憬中产阶层梦想的人，也许已到而立之年或不惑之年。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正是“十二五规划(2011年至2015年)”实施之年，经济面临深层次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为由消费驱动。

作为消费生力军的中产阶层，扩大其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早在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首次提出。

“近年来，国家虽没有专门针对中产阶层发展的促进政策，但中国经济近十年连续两位数的高增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都在促进着这一阶层的不断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控高”与“扩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中产阶层发展的条件和路径。

“路径之一是改革完善薪酬分配制度。”苏海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建国60年以来，国家进行了4次大的工资分配改革。以他个人为例，现在的月收入比20多年前的50多元提高了100多倍。改革开放30年来，职工的工资一直在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是1978年的40.5倍，年均增长13.6%。

据苏海南介绍，就机关事业单位而言，经过历次工资改革，目前已经基本建立成型的工资分配制度。不断加薪后的公务员队伍中的一部分，以及事业单位中的相关技术人员，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等收入者。

而企业高管人员较大范围内实行了年薪制、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制度，部分中层管理骨干也较大幅度提高了收入，这些人员进入中产甚至高收入者群体已经具备可能性。比如，2008年8月，万科集团兑现200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500万股激励股票将过户给万科的200多位管理高层人员，此次股权激励一次造就了几十位千万富翁，200多位百万富翁。这样的例子在上市企业中不在少数。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显示，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此说，“经济增长的好处，政府取一块，企业取一块，而最后才是个人的。而个人利益的大部分又被少数富人拿走了。”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控高’(控制高层收入群体)、‘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与‘提低’(提高中低收入者)是不可分割的。”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同时据苏海南介绍，自2007年起，发改委就奉国务院之命起草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因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已经几经修改的草案至今没有通过。

“方案应该就是卡在‘控高’问题上。” 杨宜勇表示。比如在央企高管薪酬到底高不高的问题上，就曾经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争执不断。在2009年2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高管提出“限薪令”之后，中国政府对高收入者也有所行动。2009年4月，国家出台金融企业高管“限薪令”；2009年9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国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

“控高”已经部分展开，“扩中”正在进行。据苏海南介绍，目前“扩中”主要是指正在实施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以及其他有关措施。改革后，绝大多数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收入将有所提高，其中部分专业技术骨干的收入可望获得较多增长。此外，还要在分配中对企业的关键重要岗位人员、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等人员倾斜。

“不过，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力图解决的主要矛盾还是‘提低’。农村人口加上城市的中低收入者，约占总人口的60%至70%。这个群体的初步小康问题不解决，谈扩大中产阶层比重还为时尚早。” 苏海南表示。他透露，2010年中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有望研究出台，届时会涉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内容，但重点还在“提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