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也脆弱

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刘烨和丈夫也和很多美国年轻人一样买不起房，租公寓当蚁族潜伏了6年。直到前两年夫妻二人还完了出国前的一些债务，年收入加起来有16万美元，扣除所得税，大概纯收入11万多美元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看房子。

但是考虑到抚养孩子的费用会多花一些，他们挑了现在这个位于南加州城区最东面一个普通社区的四居室。这是他们看的房子里价格最合适，但不是最理想的房子。

到今年，房子的估值已经低于原来51万美元的抵押贷款金额，而且每月还要支付大约2000多美元的房贷。但是刘烨仍认为这套房子是自己和丈夫来美国十年最大的成就。“不用担心几十年后会被收回去。”

刘烨为未来制订了两个十年计划:一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卖掉旧房子，找一个好的学区重新换一个大点的房子；二是等孩子上了大学，她要实现在海边买一个独立住宅的梦想。

但是这些计划，随着金融危机中丈夫的失业，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2009年，刘烨去超市买东西的购物车里，东西明显少了，吃什么都取决于超市里什么蔬菜在打折，而且女儿的钢琴课也取消了。“遣散费是按一年工龄换两周工资计算的，如果超过六个月他找不到工作，我们就要动用为女儿准备的教育费用。”

刘烨的丈夫在近8个月时间内，投了3000多份简历之后，在离家有两小时路程的软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刘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的劳动时间其实也是很长和很苦的，特别是小汽车文化和住郊区的文化，使得中产阶级上下班在路上折腾三四个小时的现象很平常，“有的人也只能是剩下睡觉和吃快餐的时间。”

合同里没有离职金的保证条款，收入也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是丈夫还是很快应允了这份工作，因为现在美国失业率越来越高，很多人靠遣散费和存款都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刘烨介绍说，她的一个邻居威尔斯先生也在金融危机中失业了，现在每天到一个帮助失业人的机构找工作，找工作成了他这半年的工作。“要不是有妻子的支持和他的宗教信仰，他也许就垮下来了。”

在美国，如果家里有一个人有工作，全家人就都会有保险。哪怕是在沃尔玛收银，或者在肯德基做汉堡，一个月工资可能不到2000美元，但是基本生活可以保证——有房住、有车开、还能每年坐飞机去旅游几次。“对美国人而言，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失业，一旦事业完了，什么都没了。”刘烨对记者说。

但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就业早已每况愈下。有数据显示，到2009年10月份，整个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升至10.2%，在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政策当中，中产阶层已被置于帮扶的核心位置。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几年，汽油、食品、医疗保健、育儿及教育成本无一不涨，人们能为自己退休后节省下来的钱变得越来越少，许多普通中产家庭即使夫妇双双工作都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刘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部分美国中产家庭都有一到两个孩子，有的还有更多，孩子的教育也是美国中产很重的负担。刘烨介绍，美国4亿人有20所好大学，进这些学校要比在中国进清华、北大容易好几十倍。但是这20所学校四年下来基本上要20万美金，一般人也很难负担。州立学校对本州的学生便宜点，比如加州有10所排名都不错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也要8000美元。“30年前，典型的中产家庭供养两个大学生可以无需负债，但是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刘烨说。

所以，在同一个社区里的其他主妇，都和刘烨一样很少在外面餐馆吃饭，很少买衣服、买书、买化妆品，社区的聚餐也都缩小了规模，聚餐的时间间隔也一次比一次长。

2009年10月份刘烨回国探望父母时，每天都在外面饭店吃饭，让她觉得很奢侈。在武汉一个不错的餐馆，200元可以点五六个菜，而在加州的中餐馆，16美元也就一盘青椒炒肉和一碗米饭，服务费用美国还是中国的5倍左右甚至更多。在父母家旁边的超市里，在超市快打烊时1块钱买了两个圆白菜，让她觉得捡了大便宜，因为在她家附近的超市里，一个青椒大概就要好几美元。

而且她国内的一些准中产的朋友，大多都穿着名牌的衣服，每人都至少有一个名牌的包包。“我们一家人如果每月花100多美元买衣服，会被朋友说奢侈，经常去美容院就更不敢问津。”

所以，每次回国刘烨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单从生活上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比国外的中产过得更中产一些。

美国中产幸福在哪儿？

每次回国，房子都是朋友、家人和刘烨提及最多的。尤其是2009年回国，从她下飞机到她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关于房价的讨论不绝于耳。

“美国的房价与中国的别墅价格相比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刘烨说，美国的高房价只是集中在少数地区，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并不高，除了东部、加州等地，一般中部和南部的城市只要花20多万美元就能买到300多平方米的房子。而在加州地区好一点的社区，房子大概100多万美元，多数价格不过二三十万美元，相当于140万～200万人民币，也就是每平方米7000元～10000元人民币。“还有减税政策，而且这栋房子的土地以后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目前，美国家庭拥有住宅比率是67.6%，在2005年美国家庭拥有住宅的比率曾接近七成，“在美国，老百姓能买得起房，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房价合理、还有一个就是收入较高。”

据刘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2009年美国大学生本科毕业后，工程、计算机等理工科等专业的起薪，从5万美元到8万美元不等，文科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则从3万美元到4万美元不等。如果不是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买房，大学生毕业两三年后，基本上就具备了买房的经济基础。“房贷的支出，不会超过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不会出现两三代人供一套房子的现象。”刘烨说。

刘烨现在暂缓了为女儿上学换个学区房的想法。刘烨夫妇觉得几年内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收入水平，现在最急需的，是增加收入。2009年10月份，她通过了圣地亚哥中心医院儿科主治医生职位的申请，这样她自己一个人的年薪就将有10万美元。“和国内不一样的是，美国的医生很少有红包和收药品回扣的空间。”但是，这个收入在美国现在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另一方面令刘烨不必担心的还有:如果觉得那家医院不好，她可以随时回到现在工作的这家医院，在美国没有“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概念。“他们不会介意，更不会有人因此看你的笑话，大家都很平等。在美国，有工作的人都是很自豪的。”

刘烨说，虽然美国社会的各种症结现在日渐显著，比如美国贫富悬殊、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等。但是美国的社会流动程度，美国为其国民提供的机会，甚至曾经为那些试图偷渡到美国的外国人所提供的梦想，可能仍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美国在新大陆开拓时期形成的公平竞争的“普通人社会”，仍让很多人心向往之。

谈及“普通人社会”，刘烨告诉记者，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2009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美国民众投票的情景，“几乎是几十年来最让人兴奋的一次投票。”

当时投票的时间并非周末，很多人都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赶过来投票。“我的一个邻居，在早上6点半就去排队，可是到了7点半还没有轮到，只好匆匆赶去上班，中途他又请假回来投票，你很难想象他们那种‘投票我在现场’的自豪。”

而旅美学者薛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美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种当家做主的感觉，每年多赚20万，你投票也还是那么一票。”

“如果中国中产阶层消亡”

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本刊记者/庞清辉

中国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向来不同，因此在判断中国中产阶层是在增加还是减少这一命题时，也并无定论。乐观者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陆学艺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达总就业人员的40%。而相对悲观的一派则认为，“掠夺式经济使得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分化”，其代表者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和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

但是，无论中产阶层是增加还是分化，研究者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际遇，都深表忧虑。一个健康的中产阶层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一个“被消失”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就有多大伤害。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陆学艺和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关于中产阶层的概念一直很模糊，你觉得衡量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是什么？从规模上讲，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在扩大？他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陆学艺:所谓中产首先是一个职业的概念，按收入划分是不对的。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你的职业、声望、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能否达到一个水平。依据则是一个人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的多少。中产阶层也不是某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层群。如果说封建社会、农业社会的主体是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是工人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主体就是中产阶层。现在，中国是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每年大概增加六七百万的中产阶层，六七十万个老板，二三十万左右的个体工商户。

唐钧: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中产阶层有三个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收入也就是财产的多少，至少应该有车有房，包括贷款买的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第二个标准是职业声望，也就是原来社会分层视野中干部、工人、农民之后的多样化的职业人群。第三个是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上面三个标准中有两个客观要求，一个主观要求。他们大概分布在中国这个金字塔的55%到80%之间，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所有的条件。所以，大多数人是准中产。从政治学角度讲，只有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是主要人群，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社会才可能稳定，但我们现在肯定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有可能越来越远。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大多流入了“蚁族”的大军，生存状况堪忧，很难补充到中产这个阶层里来，我们应该如何拯救这些中产的后备军？

陆学艺:不可过分宣传大学生就业难，宣传越多越糟糕。现在毕业生是市场双向选择，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一年两年定不下来自己的岗位，是非常正常的事。教育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中国中产队伍的壮大，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不是偶然的巧合。没有永恒的贵族，给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他们会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

唐钧:大学生就业困难，毕业出来就失业，这是政策造成的。很大的就业天地，很多的岗位被我们自己堵塞了。比如公务员领域，招的少报的多，竞争激烈，但事实上中国的公务员真的不多。跟中国十三亿的总人口来比的话，中国的公务员大概七八百万，政府里面事业单位的人大概三四百万，加起来一共不到一千二百万，绝对不多。事业单位改革从1998年到现在也没有进展，公务员的人手其实很紧张，还有社会服务的一些领域等等，很多岗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卡死了。所以说中产阶层增加还是减少，是社会制度安排的一个结果。

对大学生的过度关怀也是一种歧视。我认为对大学生就业的帮助应该只做不说。只要该放开的政策和领域都放开，不要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自己会创造出岗位和天地来。

中国新闻周刊:在我们的采访中，大多数中产阶层都认为自己生活在焦虑之中，过多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失去了中产的生活品质。引发中产阶层生活不安定感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唐钧:中产的压力主要是购房的压力，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政府对于房子的政策本来应该有两个:房地产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后者按照我们社会学概念叫住房社会政策，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是向政府购买房子，它的目标是居者有其屋，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似乎只有房地产政策。

而且，中国中产阶层的忧虑还远不止是房子，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疾病也是最大的担忧。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最惨的事情莫过于贫病交加。再者就是养老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白领是外来人口，没有户口可能让他们打工几十年，却很难拿到养老金。另外，他们未来子女的上学也是很大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保障能够完善，给中产阶层稳定感的话，也可能会降低他们对房子的焦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