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

我70岁退休，退休之后我还在音乐学院兼课教大提琴。我以前演奏过爵士乐、轻音乐，当时上海开了很多宾馆，就邀请我去演奏。最早在和平饭店，组成老年爵士乐队。后来我还到上海宾馆，到新锦江，到香格里拉，到金茂大厦，晚上在各个宾馆演出。2006年和2007年香港还请我们爵士乐团去演出，我带乐队(都是当年一起玩的老朋友)去了两次。香港演出很成功，回来以后，东方艺术中心也邀请我们去演，很多人来听。

现在，我们定期在百乐门演出，东艺也每年邀请我们演出几场，叫“经典爵士乐”，不是现代爵士乐，基本上都是怀旧金曲，比较抒情的。当年一班搞乐队的老朋友们，我是拉琴的，所以80多岁还可以上台，吹奏的就不行了，还有的已经去世，人不多了。现在这个乐队主要是我们这批人的子弟，包括我的女儿，整个乐队水平不错，好多子女都是音乐学院毕业。

杰米金后来我也还有来往。解放初期他还在百乐门，后来舞厅停业，他就没事情做了。他英文很好，可是那时刚解放，他以前当过警官，属于六类分子，历史反革命。他没法糊口，就教吉他，但是那时吉他也算黄色音乐，所以也教不下去了。他跟我关系很好，当时我在交响乐团，社会地位比较高，安徽省歌舞团团长向我要人，我就介绍他去。杰米金就到安徽去拉大提琴，他是大学生，那个团长很喜欢他，重用他。后来那个团长被打成右派，他就受了牵连，下放到农场去，在农场子弟学校教英文，后来还参加了当地文工团。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就回不来了，一直留在农场里面。“文革”结束80年代，南京开了个金陵饭店，饭店的老板娘解放前经常来百乐门玩的，很崇拜杰米金，就把他从安徽请去南京，当饭店乐队的领班。老板也请我去指导他们的乐队，我就跟杰米金又碰面了。老板很优待他，在宾馆里面给他一个房间。

杰米金年轻的时候花天酒地，有钱了就乱花，没钱了也无所谓，生活也比较浪漫，老来却孤零零的一个人。杰米金老了以后有一点老年痴呆，脑子糊涂了，有时两个鞋子都穿得不一样的，有一次开错了日本客人的房间，老板怕他出事，就请他退休了。他到了张家港的一个朋友家里，那个朋友开了一个养蜂场，我去那儿看他的时候，他看到老朋友来了，就哭。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去的时候73岁。

“不是怀旧，更不是守旧，而是应该借鉴那个时代音乐人对待音乐的一种态度，说几句正本清源的话，才能为如今的上海乐坛注入一支强心针。”

撰稿王悦阳(记者)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乐声声，歌舞升平……”一曲《夜上海》说不尽老上海的繁华与迷人。

黎锦晖、陈歌辛、黎锦光、陈蝶衣、周璇、白光、白虹、姚莉……他们伴随着歌声永远温存在上海人的心头。赵济莹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当年的富家子弟，英俊小生，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翩翩老者。赵济莹老人从来不曾离开音乐，他成了许多孩子的通俗音乐启蒙老师，经其十几年亲手栽培的内地新人歌手张雯婷近日成功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美女救英雄》，赢得了当今亚洲顶级音乐人安栋、鲍比达、常石磊的一致好评。

“那个年代的流行音乐，都是香港向上海看齐，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却成了我们要去模仿学习香港，”赵济莹说，“我一直在思考，如今我们回忆‘上海时代’的辉煌应该保持怎么样一个态度？我想，不是怀旧，更不是守旧，而是应该借鉴那个时代音乐人对待音乐的一种态度，说几句正本清源的话，才能为如今的上海乐坛注入一支强心针。”

小乐队成就大明星

“要说老上海的流行音乐，就不得不从他说起，因为他就是那个叩开‘天堂之门’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黎锦晖。”

黎氏的一曲《毛毛雨》红遍上海，当时还半大不小的赵济莹的内心也是一阵阵骚动，他的父亲是银行的高级管事，当他得知儿子的志愿是做音乐，立刻呵斥:“这是白相人的东西，你不要昏头！”随后，父亲还用念书的开销花费要挟:你要学音乐也可以的，学费自己付。万般无奈，赵济莹只能遂了父亲的心愿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经济，只是在课余时间用省下的零花钱拜师学艺，“上世纪30年代流行唱法刚起步，上海那时候还没有正统的声乐教育，我学音乐的时候正巧有一个叫苏石灵的苏联人来到上海，他把西方的美声、作曲，包括流行音乐的教育带到了上海。之后，那些正规学习声乐的歌星，比如张露就是学的他那套。”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盒式录音带和光盘尚未问世，就连收音机还不算特别普及，歌舞厅的崛起成了孕育通俗音乐发展的摇篮，“当时的歌舞厅像‘仙乐’、‘百乐门’都有专门的驻唱乐队，可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有名的歌舞厅里竟然找不到一支中国人乐队。”或许是受到这一情况的刺激，大学毕业后的赵济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父亲安排的银行工作，和一群朋友组建了一支乐队，他担任指挥一职，而乐队的主唱一职是张露。“有一次我听到张露在电台唱歌，当时她还没有什么名气，都是翻唱王人美他们那些人的歌。但是，她的声音真的很棒。”

赵济莹组织的这支乐队不久便获得了“米高梅”的一纸合同，可以说是历史性地成为第一支在高档歌舞厅驻唱的华人乐队，之后，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仙乐”、“百乐门”、“大都会”、“大沪”等上海滩八大歌舞厅的舞台……

那时的歌舞厅是造星的梦剧场。很快唱功一流的张露成了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红星，不久便受到百代唱片公司的注目，张露离开了赵济莹的乐队正式走上了唱片歌手的道路，也真正成为了一代歌后……十年后，张露与赵济莹在香港再次相会，她依然没忘记当年乐队时代的点点滴滴，诚邀当年捧红自己的赵济莹留在香港，为她的新唱片作曲、配器。然而，赵济莹以“1949年后已然阔别流行音乐多年”为由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选择回沪，“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赵老不禁感叹道。

一个银元一首歌

张露的离去使得那支唱翻上海滩八大歌舞厅的传奇乐队最终走向了解散。不久以后，赵济莹开始了自己作曲、配器的生涯。

“要说作曲，当年上海滩最红的莫过于黎锦晖和陈歌辛了。”作为与陈歌辛同一时代的曲作者，赵老还特别指出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绝对称得上中国流行音乐的巅峰之作，“说句玩笑话，我们都是生活在他们的阴影底下的。”

人们还记得当年贝当路811号花园工厂的小红楼，有光滑的打蜡地板、大沙发、大的办公桌，位于如今衡山路上的老百代，即使超脱音乐，也已经作为老上海的一个象征了。赵济莹犹记得:当时百代拥有着远东最大的录音棚，周璇、李香兰、李丽华等等都曾在这里录音。20世纪40年代，中国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可是小红楼的工作始终有条不紊，用赵济莹老人的话， “唱片生意还是要继续的”。

当年的小红楼是上海流行音乐的圣地，即使是“金嗓子”周璇、“银嗓子”姚莉这样的歌手都没有签约，“如果百代要录歌，即使是周璇这样的红星也是随叫随到。当然，当年的明星不像现在，都没有什么架子，很单纯。”赵济莹说。没有合约保障，却也让当年的明星有了更多的自由度。周璇短暂一生中录过的歌曲、演过的电影，现今流行乐坛的后生晚辈在数量上恐怕是望尘莫及的，这些都是拜百代的“自由风”所赐。“当年百代正式签约的只有三个人:黎锦光、陈歌辛和李玉祥，他们就象征着那个时代流行的权威。”当时上海滩另一家与百代旗鼓相当的唱片公司“胜利”甚至将黎锦晖的肖像照放在了梅兰芳之前，其在音乐界的地位可想而知。

当年赵济莹并非百代唱片的正式员工，却以赵竞这一笔名帮当时的红歌星周璇、李丽华等写过多首经典歌曲。老百代的歌稿用“堆积如山”来形容是一点不夸张，在试唱了几十首歌曲后，李丽华选中了赵竞的《两朵花》，这首歌由于旋律朗朗上口，听来十分惬意，甚至还引来了陈歌辛的瞩目。陈歌辛还向赵竞提出，他原来的歌词不够风花雪月，不能迎合大众的口味，为此还特意请赵竞为他改动了歌词，现在回想起来，赵老忍不住笑道，“之后改稿的歌词倒的确是很有陈式的味道。”

赵济莹为周璇制作歌曲的时候，“金嗓子”的名号早已因为电影《马路天使》响彻大江南北。1942年前后，“金嗓子”周璇在徐家汇小红楼里，花了不到半天时间，灌录了赵竞的《莲花开》。赵济莹犹记得当年自己大约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录音棚，向周璇介绍歌曲的背景主题，每个乐句的感情色彩，前后大约说了不到半个小时，周璇就直接看起谱子开始了录音。老人说:当年黑胶唱片的录音方式，或许让现在许多的音乐人难以想象，整个录音过程一遍就过。

当时百代公司唱片发行量并不多，即使是周璇这样的歌手也不过一千多张，每每唱片刚上柜就遭到疯抢，“黑木胶唱片一张最多录一首歌，当时一张唱片的价格差不多在一个银元上下，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就是两百多元！”

《莲花开》在周璇众多的作品中并不算红，但在6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细细听来还是能感受到它的独具一格。赵先生说起“金嗓子”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她就是有天赋！她的声音有种天生的‘民俗’风味，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唱来却声情并茂，周璇其人其歌也如同小红楼一样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

这次合作也让赵济莹同周璇结下了深厚友谊，当他眼看周璇因生活的挫折而饱受精神折磨时禁不住感慨:“真是天妒英才，周璇的人生注定是始于悲剧而终于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