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奏只为稻粱谋

我的父亲是海员，经常出海去国外。我家七个姊妹弟兄，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两个弟弟。我是广东人，小时候住在虹口，在四川北路那边，那里住着很多广东人。我上的学校也是广东学校，学校气氛很活泼，有很多文艺活动，也搞乐队。我从小就喜爱音乐，我们读小学时就学五线谱了，有了点基础。后来我念的是暨南大学附中，这是个华侨学校，非常活跃。我在中学里学小提琴和小号，学校里有个小乐队，我们一起排练，老师是个音乐教授，他经验很丰富，什么都教。我一开始学的是小号，但我长得矮小，老师就说你不要学小号了，于是我就又学了小提琴。

高中毕业时，本来就要升入暨南大学的，正好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暨南大学是国立大学，要搬到昆明去，加入西南联大。但是我不能去，我爸爸是海员，常年在国外，两个姐姐出嫁后，我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妹，还有妈妈，我要是走了，一家人怎么生活呢？所以我就只能留在上海找工作了。

我那时18岁(1941年)，找了一份工作，在青年会图书馆整理图书，但还是负担不了家里6个人。后来我们一起搞音乐的同学们就组成一个乐队，到夜总会去试试看。夜总会老板倒是很欢喜我们，因为我们年轻啊，20岁不到一点，我们一般演奏流行歌曲，还带了两个歌手。那个夜总会叫高士满，英文名是cosmo。那里工资很高，当时人们一般工资才几十块钱，而我是一个月两三百，老板跟我们签了三年合同，我终于能养家了。这个夜总会很高级，原来是上海美国妇女总会(原址在如今的南京西路、成都北路口)，后来美国人走了，被买下来做了夜总会。

高士满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很热闹。那里还有个菲律宾乐队，我们是凑凑数的，主要是他们在演奏，那时上海都是菲律宾乐队，搞爵士音乐。我在那里听他们演出，很喜欢，我跟菲律宾乐队一起混了三年，就这样我也学会了爵士乐。

在夜总会过了一年后，我觉得不满足，因为是业余水平，我决定去考音乐学院。1943年我考上音乐学院，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去乐队。我会流行歌曲，又学会了爵士乐，现在又学了古典音乐。经过音乐学院的学习，基本功就比较好了。那时我的老师都是外国人，比如白俄。

当年在百乐门演奏的华人爵士乐队

我学了三年大提琴之后，战争结束，日本人投降。这时上海有个工部局乐队(当时的租界政府乐队)，我们的老师好多都是这个乐队的，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场演出。当时我们一边跟他们学，一边就看他们排练，看他们演出。每天过得很充实。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就接管了工部局乐队。这个乐队原来全是外国人，他们需要一批中国人补充进去，那么我们音乐学院就有12个同学补充进去。我是其中之一，那是1946年。

乐队后来改名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经常开音乐会，我在上海也有一点小名气了。我白天在乐团，晚上还是在夜总会工作。这时候我父亲回来了，他退休了没工作，全家都依靠我一个人。

百乐门的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

晚上我们自组的这个乐队是自由职业，并不固定地方。高士满老板换了，我们也走了，后来就到了仙都饭店(现在南京路食品公司六楼)，那是家音乐餐厅。

这时候，杰米金(Jimmy King)就找到我们了，他说现在百乐门要他去做乐队，问我参加吗？我说当然参加，就这样我们到了百乐门。以前，夜总会啊舞厅啊都是菲律宾人乐队，他们水平比我们高。因为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他们从小就受美国教育，所以他们的爵士非常棒，我们是向他们学习的。不过，菲律宾人有他们的性格弱点，技巧是有的，就是有点自由散漫，百乐门老板不喜欢，所以就找了杰米金。

杰米金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大学生，家境很好，是个公子哥儿。毕业后，因为英文好，他就在工部局乐队当巡官。他学的是理工科，但喜欢音乐，很活跃，游泳骑马样样都会。他进了第一流的高级舞厅仙乐(南京西路原上海杂技场)，那里有个非常有名的菲律宾乐队，领班叫罗平，杰米金就跟他学夏威夷吉他及演唱。罗平跟他讲:“你当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到我这里来搞音乐吧，学音乐很开心！”他就同意了，到仙乐的乐队里当罗平的助手，唱歌，弹琴。时间长了就和百乐门老板认得了。后来百乐门的老板找到他，说你来百乐门吧，由你组织乐队你当领班，于是他就这样把我们一起拉过去，组成了“杰米金乐队”。

以前百乐门不用中国人乐队，都是老外，这是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进入百乐门。我们很年轻，衣服穿着也都很整齐，而且带了五个女歌手，一面搞爵士乐，一面搞流行歌曲，所以很受欢迎。我在百乐门工作了五年，一直到1952年。百乐门的收入不错，每天晚上三个小时，月收入相当于现在三五千吧，再加上白天我在交响乐团的工资一千多，生活没有问题。

我们乐队的水平比较高，相当于菲律宾乐队。我在里面当贝司手，有时还作曲、编曲。原先都是美国乐曲，没有中国曲子，因为我在音乐学院学过，懂乐理，所以由我来编曲。

1948年政府曾经禁舞，百乐门也关门歇业，后来又开了。当时内战时期，上海很混乱，国民党内部也很复杂。有些官员就觉得上海这么多舞厅，花天酒地的，现在在打仗，要把它禁掉。但是禁舞后很多人失业了，好几万人呐。很多舞女没事情做了，她们就去请愿。舞女们到淮海中路嵩山路口社会局请愿，不接见就冲进去，这也成了当时的一个大事件，被称作舞潮案。当时也有人叫我去的，我没有参加。

再见李香兰

百乐门有很多舞女伴舞，还有客人带自己的朋友或者夫人来跳舞。前面一种一般是资本家老板，他们跟舞女跳舞，费用比较高；后一种一般是工程师医生教授，他们带人来跳舞，门票不贵，相当于现在五十元到一百元钱。

百乐门一般唱歌的是驻唱歌手。有时歌星们也会来，周璇她们都来过的，客人们有时会让她们唱歌，她们就客串唱几首。我们给她们伴奏，周璇啊、吴莺音啊，还有李香兰，我们都很熟，都是朋友。她们是歌星，那些驻唱的叫歌女。

40年代，白虹、周璇、姚莉等等红歌星都开过个人演唱会，开得最成功的是李香兰。当时上海是日本人统治，她又是日本人，所以演唱会开得很盛大。长春有个电影厂，以前叫满洲电影厂(满映)，她在那里面是主角。这其实是个日本特务机关，她就是文化特务。李香兰当时演了很多歌颂日本皇军的电影，《满洲姑娘》呀等等。晚年她承认自己有错，向中国人民道歉。

1945年，李香兰来上海演电影《万世师表》，讲的是反抗英国鸦片战争的，她在里面出演一个角色，唱《戒烟歌》、《卖糖歌》，就这样在上海出名了。于是她在上海开了两场独唱音乐会。当时她开演唱会由工部局乐队伴奏，乐队指挥是陈歌辛，他是我的老师，我也跟着去帮忙，就和她认识了，比较相熟。她唱得很好，演唱会场是大光明，全部满座，非常受欢迎。

我还保存着李香兰演唱会的节目单。2003年，日本《产经新闻》的一个记者，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向我了解当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就讲到李香兰，我说我还保存着她的节目单呢，他就拍摄下来，在日本刊登出来。李香兰看到了很感动，就让给她写传记的一个日本作家到上海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见她。我说可以，她就来了。我们当时在金茂大厦有个乐队，她就到金茂来找我，我们一起聊天。她还带了个摄影师来，拍她在中国的回忆。我就把这唯一的节目单送给了她，她很高兴，还送给我一个照相机。我们一起拍照留念，见面时我81岁，她83岁。

她还问我恨不恨日本人，我说你们侵略时当然恨，我恨你们的军阀政治家，不过百姓还是友好的。

为明星伴奏

除了在舞厅演奏，后来，我也去唱片公司为歌星录制唱片伴奏。我也曾给周璇伴奏。以前是我的老师们伴奏，后来战争结束，他们这些意大利人、犹太人都回国去了，中国人就取而代之。

舞厅里面是以管乐为主，而唱片公司当时还比较落后，用蜡盘(黑胶唱片之前的蜡盘唱片)录音，很贵的，录的时候不能听，所以要排练很久，只有排练到天衣无缝了才去录音，一个曲子要录一整天。这个时候的伴奏与现在不一样，不能用管乐，只能用吉他、钢琴、小提琴、黑管等很轻的乐器，我在里面拉大提琴。

周璇唱歌很细很轻，现场听不见的，我们在后面伴奏，她在前面唱。有一个架子托着，她对着话筒轻轻地唱，根本不知道她在唱什么，但录好后放出来很好听。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录音棚歌手”。她是没有正规学过唱歌的，只是在明月社简单学了一下，完全靠天才，很快上手，后来跟音乐学院劳景贤老师学了一点，有所提高。当时大家都很喜欢她这样细细的声音，觉得很好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比较粗犷，当时细腻文雅的，所谓靡靡之音。

还有姚莉，也没正规学过，跟她的哥哥姚敏一起。她是电台出身，演唱很柔情。后来40年代“仙乐”老板跟她签约让她在“仙乐”驻唱，很多歌迷都跟随到“仙乐”去听她唱。姚莉我没怎么打过交道，我跟周璇、龚秋霞、白光、吴莺音她们比较熟。吴莺音比她们晚出道一点，她是百乐门老板请来专门演唱好几天，而周璇她们都是过来客串的。我为她们都伴奏过。

吴莺音现在定居美国，前年她回国的时候，我们还见了面。当时上海文艺频道为她录了一台演出，就是我为她伴奏的。吴莺音的孙女、周璇的孙女都参加演出了，她的孙女也是唱歌的，周璇的孙女弹钢琴。

还有一个歌手，叫张露，她是杜德伟的妈妈。2007年我去香港，碰到她，请她来听我们的演出，她也82岁了，可惜年前她去世了。当年我跟她很熟，最早我在高士满的时候，带的歌手中就有她。她那时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原来在电台里唱的，后来把她带到高士满来驻唱。张露也很有天赋，后来也跟劳景贤老师学习过，他是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当时教了一批歌女。别人不肯教，就他愿意教，对歌女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1949年上海刚解放的时候，舞厅基本上照旧，没什么变化，政府的政策是先要基本维持原状，然后逐步改变……后来，人们都去搞政治运动了，三反、五反，没钱了，不去玩了，那么舞厅的生意自然而然就差了，最后就停业了。一直到1954年，舞厅全部都停掉了。后来，那些舞女都被要求“改造”，让她们不要再卖艺卖身了，去学点什么家政；有文化的，就安排她们去小学教书。

我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1955年，音乐学院的外籍老师们好多回国了，我就去音乐学院当兼课教授。交响乐团直到1956年才全部是中国人，1956年以前，还有很多外国人。当时陈毅在上海当市长，他很开明，说这个乐团要保留，给那些外国人工资高一点，用赎买政策，所以我当时工资也蛮高的，有150多元，不比一般干部低。当时给外国人三个政策，一个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的，那我们给予遣散费；如果要回捷克、匈牙利或者苏联的，我们欢送；如果要留在上海，也给你们养老。结果他们还是全部走光了。

应该说我运气比较好，反右和“文革”，文艺界首当其冲，我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我在交响乐团一直表现比较好，群众关系也不错。我跟陈歌辛关系很好，他被打成“右派”，我却没有受到牵连。“文化大革命”，我也幸运逃过一劫，后来我们很快成立了样板团，去搞样板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