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老上海歌星:明月社成流行歌曲摇篮
2009年08月19日 14:45新民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铜质母版差点成了子弹

《新民周刊》:一般认为上海流行音乐的源头是1927年黎锦晖创作的《毛毛雨》,这首歌由黎明晖演唱、录制成唱片则在1929年。为什么你编选的这套上海老歌唱片是从1931年开始的?

王勇:这个《上海老歌》图书及CD的编辑主要是根据现有的唱片母盘来的。传说中唱片库里的母盘有四万多张,确实有,但相当数量是戏曲之类的唱片,与老的流行歌曲相关的大概有七八千首。我们选择的时候有几个原则,第一就是要保证音质,这是首要条件。我们确实考虑过1929年出的《毛毛雨》这张唱片,但是它的母版在中唱片库里没有找到;本来也想过是否拿胶木唱片来补齐这首歌,但是后来我们拿到的版本音质不够好,最终被放弃了。根据中唱片库现有的资料考虑,我们决定从1931年开始做起。

《新民周刊》:中唱片库里为什么有这么多老唱片?

王勇:1949年前后,百代离开上海的时候,唱片的母版没有带走,存在仓库里。中国唱片厂上海分公司后来接收了这些东西,还有原来“胜利”的一些唱片母版。黎锦光先生健在的时候,就把这些唱片做了个目录。不过这些唱片是有版权的,期限50年,所以到1999年才可以重新整理出版。

“文革”的时候,有一部分铜质母版被运去四川,说万一打仗,可以做成子弹。实际上在1944年的时候,日本人也运过几千张铜质母版到日本,也是为了做子弹。但是只做了一小部分,战争就结束了,所以还剩下一部分唱片留在日本。据说这批运往日本的母版中有不少李香兰的歌,所以这次我们整理“上海老歌”的时候,唱片库里李香兰的歌只找到6首,其他的母盘都已经没有了。

《新民周刊》:中唱的片库里,哪个歌手的唱片比较多?你们是怎么取舍的?

王勇:最多的当然是周璇,大概有一百五六十张唱片吧(一张唱片一首歌)。其实这个片库现在经过不断整理已经不像最早我去看的时候那么乱,现在都做了处理,把老唱片都转成了CD,我们就在CD里面选。当然转出来的时候没有做任何音频修改处理,只是原声采出来,我们选了之后,他们再去处理制作。

我们选的时候,除了音质,还照顾到要平衡,不能一个歌手选得太多。因为要反映历史全貌,所以也必须面面俱到。周璇是我们忍痛割爱最多的,一百五六十首歌,我们只能选二十多首。其他还有欧阳飞莺等,歌也比较多。选一些大家知道的当年比较出名流行的歌曲,还有一些可能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就把它留下来。

《新民周刊》:以前人们喜欢用“革命”或者“左翼”来把一些词曲作家与另外一些音乐人对立起来,但这套唱片里并不避讳这些,把一些以前比较少放入流行音乐领域的歌曲也选入了,流行歌曲和革命歌曲,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勇:这套专辑最后做的是整体的“上海老歌”,与最早考虑的做“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的编辑思路有些不同,我觉得应该把各种各样的歌曲都放进去。因为当年那些创作歌曲、演唱歌曲的音乐人,他们的阵营并没有我们现在认为的分得那么清楚,不像今天我们已经人为地按上了政治烙印。比如像贺绿汀这样的作曲家,他有过《牧童短笛》那样很专业的作品,也有过《天涯歌女》这样的电影流行歌曲,后来也有像《游击队之歌》这样的革命斗争歌曲。所以我们觉得人为地把它分裂,这不符合历史的原貌。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全面。上海老歌的组成,相当数量的一块是所谓的“时代曲”;还有一块是电影歌曲,分为职业歌手演唱与影星自己演唱,我们把影星唱的歌专门做了2张CD。还有一块是“明月社”出道的歌手歌曲。最后一块是所谓的学院派和“左翼”,这批人也唱电影歌曲,与其他的歌手们的关系也很近,所以我觉得把他们抛开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些歌曲在当时也很流行,我们不能仅从唱法或者政治因素来考虑,应该从接受度的角度来选择,所以我们决定把能拿到的都放进去。像《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也放了进去,其实革命歌曲的流行度在当时也很强。我希望能够多元化的展示那个时代歌曲的面貌。

“明月社”是流行歌曲摇篮

《新民周刊》:当年,除了“明月社”,还有一些歌舞团体,比如“梨花歌舞团”、“新华歌剧社”等等,这些音乐团体,对当时的流行音乐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王勇:“明月社”是公认的中国流行歌曲的摇篮,它延续的时间很长,培养的人才很多,带来的曲目很广,当时没有哪一个歌舞剧社可以跟它相提并论。像魏萦波办的“梨花歌舞团”是比较早期的,规模不大,团里有龚秋霞。其他还有一些歌舞剧社,比如“新华”这样的,大多是“明月社”的团员离开了以后自立门户创办的,所以源头还是在“明月社”。书中我没有专章介绍这些团体,因为我们现在还能知道名字的这些团体,通常都是人带着团,而不是团带着人,所以就放在个人的演艺生涯当中提及。像“新华”是严华的,“大同歌唱社”是姚敏、姚莉兄妹的。这些小团没有体系,这些人做,团就在,不做,团就散了,不像“明月社”的影响力这么大。

《新民周刊》:当时中国比较少音乐学校,是不是“明月社”就代替了音乐学院的一些功能?

王勇:它们是两种体系。“明月社”承袭了中国传统的“科班”体系,所做的是流行的东西,它是以演出来带教学,有人把它跟日本的宝塚歌舞团划在一个类型里面。

《新民周刊》:书中提到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原来也是“明月社”的,和黎莉莉一样是黎锦晖的养女,那时叫黎明健。后来,她去了北京,还和这班歌手朋友有来往吗?

王勇:在北京她和他们之间还是一直有联系,老朋友们也还在走动,虽然很多人后来都“靠边”了、“打倒”了,但是联系没断。于立群和“明月社”的王人美、黎莉莉都一直有联系的,还有杨露茜,原来也是“明月社”的,后来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还受到过首长们的接见,这些人建国后社会地位也不低。

出唱片,让全上海认识你

《新民周刊》:当年流行歌手,一般通过电台、唱片、电影插曲、歌舞厅等几种方式演唱成名,哪一种最容易出名?

王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起步方式,运气好的直接就被唱片公司看中了,没怎么唱就灌录第一张唱片了。例如姚敏,当时他妹妹姚莉已经在“百代”录音了,她推荐哥哥去,姚敏到了“百代”除了写歌,也跟着唱,所以很快就出了唱片,也有了知名度。当然,比较多的还是走两条路,一条是歌舞厅驻唱,一条是电台,那个门槛低。

《新民周刊》:当时的电台播音跟我们现在不同吧,我们的DJ只要播放录音就行,当时要歌手到那边亲自唱的吧?听众打电话“点歌”,难道一排歌手等在那里“点播”?

王勇:也没那么夸张。当时所谓的电台比较小,就楼顶上拉根天线,发射功率低,只能波及方圆一两公里的范围,就像“社区电台”,一个上海有数百家电台吧。电台里是有一个现场的band(乐队),几个人,小电台的驻唱歌手也就一两个人,没有一堆歌手,听众可以点不同的歌让他们唱。那时红一点的歌手就每天跑不同的电台,所谓“跑台”,所以真正点“人”的其实不太多,点“曲”的比较多。

《新民周刊》:你的书中写到过一个男歌手,叫黄飞然,他是典型的歌舞厅驻唱歌手。

王勇:不只黄飞然,有好几个通过驻唱成名的歌手,姚莉也是一个,姚莉唱过电台,后来主要的生活来源靠歌舞厅驻唱,一个是“仙乐斯”,一个是“扬子”。欧阳飞莺也是一个驻唱歌手。这种驻唱歌手的好坏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你唱的时候,别人是在听(歌)还是在跳(舞)。歌舞厅驻唱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机会的。

当然最终都是要出唱片,因为电台小,歌舞厅驻唱也有局限,只有出唱片,才有机会让全上海的人都认识你。

《新民周刊》:唱片公司给歌手的报酬怎么算?

王勇:按版税支付,一般是6%。不过,创作者的报酬很少,创作人一般是买断的,也有聘用的,像严华、黎锦光这样,“百代”专门聘用来作词作曲,但这样的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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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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