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总理和乒乓球,还有许多事情可讲。中国乒乓健儿参加31届世乒赛时,就有好几个故事。这届世乒赛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从“文革”开始到1971年,我国已经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男女队的技术水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创往日的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体委的每一期训练简报,他都仔细阅读,有时还作出批示。记得他在一期简报上批道:“唐诚、赵正洪两同志并转乒乓球男女队员同志们:今晚读文件,读了以后知你们已开始准备,……你们不应有包袱,学好了,练好了就会轻装上阵。祝你们双丰收。”乒乓球队训练的时候,为了解情况,我和国务院值班室的同志还去国家体委乒乓球训练馆看过一次。徐寅生还让许绍发给我们演示了高抛发球技术。回来后我们简单地向总理汇报了几句。临近出国时,总理在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既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鼓励。
世乒赛开始后,总理虽然很忙,仍然每天过问比赛情况。体委送来的比赛秩序册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总理不仅让我给他报比分,他自己也在册子上圈圈点点,谁出线了,下一轮对谁,他心里都有数。有一天看比赛实况转播时,我给他讲高抛发球的技术,他特别感兴趣地听着。男子团体比赛时,前两盘都赢了,到庄则栋比赛时先输了两局。我心想,别让总理不高兴,就没到办公室向他报告。总理觉得不对劲,怎么不来了?就摁电铃叫我,并问道:“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来?庄则栋打得怎么样?”
我说:“他输了两局。”
总理笑了笑,说:“前面赢了,你那么积极报告,输了你就不进来了。那有什么,两国交兵,各有胜负,不能只想赢害怕输,哪能胜了报,输了就不来了呢。”
李富荣与匈牙利一名队员比赛时,关键时刻,对手的一个擦边球被裁判判为出界,李富荣拿了这关键的一分,赢了比赛。赛后,外界对这个球争议不少,认为球擦边了。乒乓球队回国后,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当场问李富荣,那个球是不是擦边了。李富荣承认,是擦边了。总理便问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裁判。李富荣说,压力太大,太想赢了。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运动员要有风格。如果你的风格高一些,主动示意,将会赢得更多的观众和对手的心。”李富荣心悦诚服,虚心地接受了总理的意见。
31届世乒赛后,梁戈亮的两面胶球拍引起了国际乒坛的议论,也惊动了总理。因为梁戈亮使用的两面不同性能的球拍,让欧洲选手大伤脑筋,国外反映梁戈亮使用的球拍颗粒长度超出国际乒联的规定,梁戈亮发球时有遮挡等等。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总理的耳朵里,总理说:“赢球要赢得光明正大,让对手心服口服。国际乒联规定不能使用的器材,我们一律不用。”于是,梁戈亮就只好改用普通的球拍打球,成绩很不理想。之后不久,乒乓女队名将梁丽珍骑自行车到国务院西门找总理办公室的人,要给总理送一封信。我接待了她。梁丽珍说,梁戈亮球拍的胶皮颗粒长度仍在国际乒联规定范围以内,并没有超过标准,她希望总理过问一下这个事情,不然,梁戈亮的技术很难保持和提高了。说完,她把反映这个情况的信交给了我。我把梁丽珍讲的情况和信的内容一一报告总理。总理听后说:“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德生同志(当时在国务院李德生分管体委工作),让他转告体委,既然符合标准,就可以使用。”
总理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改正自己决定的作风,对我触动很大,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
西花厅秘书们合影(左起:纪东、张作文、赵炜、钱嘉东、赵茂峰)
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十分珍爱的照片:姿态端庄、满面倦容的总理,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邓大姐与我们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合影。在“文革”那忽风忽雨、飘来荡去、反复无常的岁月里,总理和大姐就像撑荫纳凉的华盖,遮风挡雨的大树,给我们爱护和关怀,给我们教育和培养。西花厅党支部是一个齐心协力、忘我工作的集体。
我到总理身边的时候,支部书记由杨德中兼任,总理和大姐都是支部成员。杨德中主要在中央警卫局工作,分管西花厅。同时,总理还交给他一些特殊任务,如首长医疗保健等,他是总理信任和得力的助手。
西花厅党支部分前、后两个小组。前面小组的成员是秘书,后面小组成员是警卫、司机、炊事员和服务员。医护人员不属于西花厅支部,他们的组织关系在中南海保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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