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合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抓住机遇,在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后,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解放”了一大批靠边站、受审查的干部,其中包括国务院的不少老部长、省里的负责人和部队的领导。这些同志有的长期被关押,有的住在牛棚里隔离审查,有的在农村或偏僻的地方劳动改造。他们回到北京后,获得了自由,那种感觉真像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高兴。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奔走相聚,促膝长谈,共话沧桑。
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总理非常痛心、非常难过、非常惋惜的事情。内务部部长、被毛主席称赞为“满门忠烈”的曾山同志,1972年4月16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4月17日上午,我们得到消息。总理听后非常惊讶,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回事?前几天还好好的。”我就把详细情况给他说了一遍:最近几天去看望曾部长的老同志不少,晚上聊天时间长,非常兴奋,这样引起了心脏病突然发作……总理立即交代:“要告诉这些老同志,要节制情绪,要注意休息。好长时间不见面了,要说的话很多,可以理解。但聊天的时间不能太长,特别是晚上,不能太兴奋。”后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或在同国务院领导谈话中,总理又多次强调:要提醒刚解放出来的同志,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太累、太兴奋,相互串门聊天时间不要太长。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要保护好他们的身体,注意他们的健康,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他们去做……关怀之殷,寄望之切,语重心长。
为保护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的身体健康,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并改善他们的就医条件。总理并要政协机关调查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了解、掌握他们的健康情况。
为了给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安排工作,总理也是费尽了心机,多方运筹,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具体落实。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总理收到许多刚解放出来的老同志来信。他对每一封信,都亲自过目。
我记得农垦部部长王震写来一封厚厚的信。这位当年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威震全军,人称“王胡子”的将军,“文革”期间也赋闲在家。我把他的信送给总理时,总理示意我拆开,看看是什么内容。我拆开一看,真是字如其人,页数不少,字字斗大,16开的信笺上,每页也就十几、二十来个毛笔字,字体粗壮有力。信中在汇报了思想情况,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强调说自己的身体很好,还可以干体力活,还能扛200斤的麻袋。最后,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希望批准他组织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垦荒部队,像当年南泥湾大生产那样,到陕北垦荒,改变延安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并表示一定做出成绩来。
总理听我读完信,笑着反问我:“你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吗?”
“王震同志很坚决啊!”我回答。
“哈哈!这你就不懂了,他这是在要求给他安排工作。”总理又笑着说:“他的信先放着吧,这件事我记着了。”看得出,这封信,让总理非常高兴。
过了没几天,总理找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等几位领导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商量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事情,那一天把王震也请来了。会议中间,总理对王震说:“胡子,主席想让你当个副的,你是想管外呢,还是想主内呀?”
听了这话,王震有点发懵,但也听清了总理的问话。他马上站起来,神态既激动,又不好意思。这时,我看不到他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风豪气了,倒显出了几分腼腆。他“嘿嘿”笑了两声,小心翼翼地用一口湖南口音回答:“总理,您知道,我不懂外事,我还是在您和各位老领导的下边做具体工作吧。”就这样,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王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内有关事务。
至于那封请求到陕北开荒的信,在总理心目中,是不是真的起了作用,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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