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苏联专家参加中国某高校的教学活动
档案显示，在中国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在每年的工作期限内，都有一个月的休假。在中国学校工作的专家，则每年休假两个月。中国政府付给专家及其家属前往苏联休假的旅费，并对苏联方面偿付专家及其家属返回中国原工作地点的旅费。
而另一份档案则表明，中方高层对苏联专家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毛泽东对来华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活动的赫鲁晓夫说：“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好同志，使人不满的只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10小时。”
此外，苏方指出的所谓对苏联专家进行“监视”，经查证，不过是中国工作人员记录专家讲话的内容罢了。而引起苏方不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的报告，其实都是应苏联军事专家组负责人的邀请而作，并得到了苏方的感谢。
苏达利柯夫的照会，还触及了苏中对马列主义看法的问题，认为中方发给苏联专家的俄文小册子，宣传了有悖于苏方的思想。
1960年7月31日晚，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苏达利柯夫会面，转交了中方复照，表达中国对苏联撤走专家决定的“诧异”。
这份解密的复照内容显示，中方承认“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不可能不在双方的出版物和言论中反映出来”。
中方提出，由于存在着意见分歧，彼此就更需要互相了解。互相介绍自己的情况和政策，并不意味着一方要另一方同意自己的意见，根本谈不上什么强加于人。
中方复照中强调指出，“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是对于苏联的一种援助”。
通过分析中苏的两份照会可以看出，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背后，一方面是当惯了“老大哥”的苏联不能容忍中国这个“小弟弟”对自己有丝毫不听从和质疑；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坚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愿盲从于苏联。
外交文件字里行间的激烈交锋，为此后中苏两党长期公开论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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