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外交的“旧班底”

新中国外交官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内战爆发以前在重庆、南京、上海、北平、延安等地从事过外事工作的干部，如：李克农、章汉夫、耿飚、伍修权、黄镇、韩念龙、柴成文、王炳南、乔冠华、龚澎、陈家康、章文晋、董越千、黄华、韩叙等。他们原先大多来自南方局、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南京中共代表团、北平军调部及各地执行小组、解放区救济总会（解总）。

1938年4、5月间，中共长江中央局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同时设置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此为南方局外事组的前身）。当时宣传组的任务是向外翻译毛泽东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战报，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与外国友人进行联络。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最早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的。1939年4月，根据周恩来指示，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成立对外宣传小组，由王炳南任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组员有乔冠华、龚澎、李少石、章文晋等人。1940年12月后，改称外事组。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外事组积极开展工作，冲破了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并获得英、法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40年代初，周恩来与在重庆的美国官员接触中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也倡议向延安派遣军事代表团。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蒋介石勉强同意，遂成立“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1944年7月22日、8月7日，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18人分两批相继飞抵延安。

这是中共第一次和美国政府建立的直接的、半官方联系。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此为中共外交之真正肇始。美军观察组中有美国国务院代表、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毛泽东曾向这位在成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后代提议：美国可否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为专事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央决定设立军委外事组。毛泽东、周恩来提议杨尚昆兼任组长。杨尚昆以军委秘书长的身份出面。军委外事组实际上就是做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工作。

未来外交官在北平军调部“热身”

1945年12月1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启程来华调停国共冲突。次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定。国、共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委员会（即“三人会议”）。

国共《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后，由国共美3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北平军调部”或“北平执行部”）于13日傍晚在北平协和医院正式成立。

北平军调部从成立到撤消历时1年又17天，但是军调部中共方面各委员会、处负责人，各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却得到了很好锻炼。特别是有了美国人的参加“助兴”，使得军调部内各执行小组的各种交涉实际上成了模拟外交谈判，无形之中给中共代表带来一次次“热身”的绝佳机会。解放之后，他们当中不少人投身外交界。

1947年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胡宗南部随即大举进攻延安。中央撤离延安。在全面内战的硝烟里，周恩来已预见到革命即将胜利，他认为，从重庆、南京、上海撤退回来这批干部有一些外事经验，也懂一点外文。周恩来说：这些人今后是新中国搞外交的骨干，不要走散了，走散了再召集起来就困难了。他指示一定要成立个机构，把这批人保留下来。

1947年3月上旬末，就在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前夜，周恩来在王家坪召集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同志们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宣布外事人员编成一个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党支部书记王炳南，4月过黄河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

1947年的5月1日，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正式成立，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下设研究处、新闻处、编译处（后改为国际宣传处）3处。由柯柏年、董越千、徐永火英（化名徐大年）分任处长。中央外事组几乎囊括了从北平（军调部）、南京（南京局外事委员会）、上海（中共驻沪办事处）等地撤回的外事精英人物。

中央外事组实际上是为新中国储备外交干部的“人才库”，庶几新生共和国外交部的“雏形”。1948年4月，中央外事组迁至西柏坡，主任改由周恩来兼任。

“海外兵团”与未名湖畔孕育出来的外交官

再有就是在国统区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以及统战、情报工作的一些干部。如阎宝航、宦乡、赖亚力、胡济邦等。还有一些长期在海外以各种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干部、留学生、华侨，如唐明照和张希先夫妇、毕季龙、熊向晖、申健和熊友榛夫妇、浦寿昌、冀朝铸、李肇基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夜开始，他们陆续回国。

被誉为中共隐蔽战线“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由胡宗南决定去美国留学深造。1946年6月10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会客室接见熊向晖时，周恩来对还是中共秘密党员的熊向晖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以佶。她与胞姐林如彤（顾以佩）在40年代初从淮南、华中根据地抵达延安。顾以佶先入中央党校。适逢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顾以佶因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进入军委外事组，参加接待工作。抗战胜利后，她和俞沛文前往大洋彼岸深造。

与此同时，外交部也从北京以及上海、浙江等各地高校，特别是北京大学和一些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陆续抽调了不少年轻大学生。

令燕京大学创办者司徒雷登始料不及的是，这所美国教会大学无意之中给新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了一个“方面军”：孟用潜、杨刚、黄华、龚普生、龚澎、柯华、陈浩、韩叙、凌青、李肇基、周南、齐宗华……这还是不完全统计，但在各教会大学却名列前茅。

1946年11月，国共和谈行将破裂，周恩来曾在离南京返延安以前宴请司徒雷登，同时还邀请了中共代表团里原先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与会。周恩来微笑地感谢这位自诩“既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博士：“这些青年都是你培养的学生，你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可是却为我们共产党培养了人才。”当周恩来向司徒雷登一一介绍昔日门生的时候，这位美国最后一任驻旧中国大使尴尬地耸耸肩膀，“请周先生多加管教。”稍后，周恩来还委托中共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秘书长王炳南将一仿明五彩人物敞口瓷瓶赠与司徒雷登大使。1988年5月26日，珍藏近半个世纪的瓷瓶又由司徒雷登先生私人秘书傅泾波之女傅海澜亲手送还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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