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腐败泛滥成灾

尽管腐败现象并不是印度独有的，但是，印度的腐败可称得上“泛滥成灾”。

印度公务员本来严禁收受贿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小恩小惠却可成为推动公务员提高办事效率的有效方式。正如印度政治问题专家梅塔于《民主的负担》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在公民与政府打交道的每个地点，在他们被记录、登记、征税、采集信息、获得许可、获取批准或者被评估的每一个场所，人们都会有一种公开的讨价还价的感觉。”

一个典型事例是，在新德里国际机场办理行李随机托运手续时，有海关检查官发现外国记者携带了大量书籍，便以“这些书属于新书，违反印度法规”为由试图罚款。然而，检察官说不出所谓“新书”的标准，于是拉锯战相持不下。后来，外国记者提出要报道此事，检查官的态度立即180度大转变:“你一分钱也不用交，不过这事只能是你知我知。”说完，检察官为记者盖上了通关大印并笑着把其送出大门。

见微知著。随着印度经济的繁荣，稀缺的土地资源和公民基础设施成为商人们逐利的焦点，而由贿赂决定的“谁来修建、修建什么、如何修建”等问题，一旦最终完成的是豆腐渣工程，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叁】基础设施极其落后

每一个到访印度的游客，想必也都对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印象深刻。

在印度，顶着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走到网吧，刚刚上网便遭遇停电，这样的事情似乎早已稀松平常。

但这不意味着印度不重视基础建设。“要向富、先修路”，这条“金律”印度人也了解。2006年印度完成了巨大的“黄金四边形”基础设施工程，这条长达5000多公里的公路网把新德里、加尔各达、金奈和孟买四大城市连接起来，但这并不能改变印度基础设施落后的基本现状。

如今，印度的公路至少有1/3是属于破损的，即便在那些基本完好的公路上行驶也会非常费时费神。例如在北方邦，由于多数公路凹凸不平，许多村民无法将过剩的农产品运到市场。由于道路条件太差，很多外国投资商在从孟买机场下车后还没抵达宾馆，就已经打消了要在印度投资的念头。而尽管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决心要加强国家基础设施，可地方上的各种利益争执使得基础设施改善的希望总显得那么渺茫。

【肆】媒体集体浮躁症

据理力争的声音不少，其中便有印度媒体，后者一直以印度公民社会最强有力的参与者而自居和存在。

除1975-1977年紧急状态这段时期内，印度从来没有官方审查制度。然而，政府却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施加影响。例如在1991年以前，印度官方经常采用调整报纸出版量配额等行政方法来限制或者影响媒体的报道。为求得生存，国有的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所发布的新闻内容，常常成为印度报纸的转载对象。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经常发现同一天所有印度报纸的大标题竟然一样。

现在印媒的报道已不再受任何限制，但随着媒体市场的过度商业化，媒体能否正确和合理地运用权力也在经受着时代的考验。2008年对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便说明了这点——尽管印度记者们在整个事件报道中出生入死，但他们的做法一直受到业界以及公众的严厉抨击。其中包括:媒体不自觉地成为恐怖份子的免费宣传工具——它们替恐怖份子作广告、渲染紧张气氛；擅自披露参加反恐的印度军队的秘密行动计划；为抢发新闻而不顾事实是否准确……

事实上，除了报道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印度英文媒体去年掀起的“集体反华歇斯底里”报道也是印度媒体浮躁的一个明证。

打完架还会是兄弟吗

——一个中国学者的印度观察

【作者】谭中（旅美学者，曾在印度教书近半个世纪）

水流过浅滩总会发出潺潺的声音，流到深潭就平静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在印度教书，历时45年。记得我开始在德里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谈到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侵略行为时，年轻的印度学生不胜气愤，就像自己的母国受到欺凌一样。这使我深深感到，过去两千年中印两国人民是“佛教难兄难弟”，到了近代又变成“殖民主义受害者难兄难弟”了。

1962年那一仗打伤了感情

起初到印度，正赶上印度全国掀起“中印人民是兄弟”的高潮。印度文化传统一直是欢迎外来客人的，我作为中国人住在印度更多了一份友情。

我父亲谭云山有位印度好友、时任印度外交部副部长钱达先生。1958年我被印度国防学院招聘为中文讲师，但我是外国人，需要内政部特殊审查批准。当时印度情报局长到钱达先生那儿了解我的情况时，钱达先生说:“你们可以把他当做我的儿子那样放心。”后来，他更是亲笔写下了这一担保。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发生后，父亲心里很难过，他说:“两个兄弟国家怎么会打起仗来呢？”钱达先生安慰他说:“兄弟有时也打架的，打完了还是兄弟。”这代表了印度文化的一种乐观主义态度，难能可贵。1962年战争以后，中印关系有点冷却，但没变成世仇，这也说明两大文明之间有深厚的文化亲属关系。

虽然事实是，1962年那一仗打伤了感情，可现在绝大多数印度人口都是40岁以下的，他们对当年中印之间的敌意都淡忘了。1964年我加入德里大学教师队伍，从讲师升为副教授，又当中日系主任。1973年我到巴黎参加国际东方学会大会，遇见很多来自欧美的华裔学者。他们听说我拿的是新中国护照，名片上印的是印度最主要的国立大学系主任头衔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父亲谭云山是从1928年开始在印度教书的，他帮助印度诗圣、全世界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非白种人泰戈尔建立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他1983年在印度去世，我算是继承父亲遗志为增进中印两大文明之间的友谊与谅解而奉献终生。在我看来，可以用16个字来形容中印关系的发展前途:返老还童、各行其道、睦邻无碍、中印大同。

金玉其外与金玉其内

两大历史悠久的文明现在变成年轻的新兴国家，真是“返老还童”。它们在摇篮时期就要跟老练的西方国家、地缘政治游戏的老手打交道，吃点亏、交点学费是免不了的。当年中印关系交恶就是掉进地缘政治陷阱的表现，但没有陷得太深。中印两国慢慢适应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律，进入了全球化的经济大循环而能各显神通变成准超级大国，这是很了不起的。虽然两国之间有些实际上的争议与感情上的疙瘩，但仍然保持着一种睦邻关系。

有印度朋友把中印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比喻为“阴”和“阳”，十分中肯。中国发展“刚”的成分强，印度发展“柔”的成分强。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分析，印度注重发展软件、发展信息服务第三产业，基础设施差一些并无大碍。但是中国人也不要以为没有摩天大楼就不能创造物质价值。印度班加罗尔那些小楼房每天生产的附加价值和北京、上海那些摩天大楼所产生的相比不一定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喜欢金玉其外，印度人喜欢金玉其内。

印度朋友说:“朋友可以挑选，邻国却没得选择”。其实，水流过浅滩总会发出潺潺的声音，流到深潭就平静了。当前两国舆论经常听到一些不和谐、不友好的噪音，这正说明两国关系还太肤浅，没有深入，并不能认为两国进入一种“妖魔化”的险恶阶段。

印度现任环保部长兰密施几年前创造了“Chindia”这个英文新字，我把它译成“中印大同”。我认为这一理想一定能实现。中印这两大唯一持续不衰的几千年古文明，一定能携手合作，共同走出地缘政治范式怪圈，共同创造地缘文明范式，朝向中国的“世界大同”与印度的“天下一家”理想前进。